1 尽管社会各部门都声称在推进民主化,但若说有哪里迟迟未能民主化,那首先可以说是政府领域。因为在政府活动之处,官僚主义盛行,权威主义根深蒂固。虽说是民主化,实际改变甚少。尤其地位越高,这种倾向越严重。这在长官们的姿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可以说,一切惯例仍与过去权威主义时代一模一样。 长官们排成一列领取任命书时的模样,毫无权威,也毫无威严,只显出对任命权者绝对顺从的态度。然而一旦当上长官,对国民所采取的姿态却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他们仿佛坐在官僚主义社会的顶端,竭力维护权威与威严,很难找到作为国民公仆的使命感。他们不是为国民服务的公仆,反倒是国民必须仰望并供奉长官。倘若偶尔扮演一下为国民服务者的角色,恐怕也只是因为顾及青瓦台方面的眼色而已。 长官们的姿态很大程度上仍是老一套。对任命权者一人的过度忠诚与投机取巧被原封不动地沿袭下来。不知是否认为,无论国民怎么说,只要在任命权者面前博得好感就行。很难看到要为国民作出牺牲式服务的态度。无论发生什么问题,都缺乏广泛公开、以民主方式加以解决的努力。为了不受上级问责,动辄尽可能捂住不说,政策制定也摆脱不了像搞军事作战那样秘密决定的习惯。他们展现出的姿态,不是为了不给国民带来负担而办事,而是只要不给总统带来麻烦就行。权威主义时代的行为准则至今仍被照搬适用。因此,政府的信任正逐渐丧失。 如果认为在各种场合必须特别为长官设置座位、必须具备特别的排场,长官的权威和威严才能立起来,那同样是过去权威主义时代流行的思维方式的产物。正是这类东西使长官趾高气扬、傲慢自大,也成为其对国民采取凌驾姿态的原因。 2 我们社会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实在很多。仅就近来政策当局提出的主要政策课题而言,就有物价不稳、劳资纠纷、社会不安、房地产投机与住房难、制造业竞争力削弱、对日贸易逆差扩大、交通难与运输难、社会间接资本不足、股市低迷、在开放压力下的农业与金融业危机等,多得数不胜数。然而其中任何一项似乎都难以痛快解决。既然如此,长官们就该为未能尽职而感到羞愧,就该懂得反省自己的无能。可是长官们与其说在努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如说被虚荣心所困,只在意能出彩的事情,想留下什么纪念碑式的大业绩。给人强烈的感觉是:他们不解决根本问题,却擅长临时应急的手段;不为国家整体办事,而是为扩大本部门的地盘办事。这样问题当然没有理由得到解决。 就近的例子,仅以200万户住宅建设计划或新城市建设计划而言,如今所有人都已明白它有多么冒失、副作用有多么多。这从一开始就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事。然而长官们对其存在的问题闭目不视,只急于突出政策中能出彩的一面。急于要实现京釜高速铁路建设计划,若不是想着无论日后结果如何、先在巨大工程上留个名,也是不可能的事。这就意味着,辅佐总统的长官们缺乏国家经营所需的经纶与信念。尤其是长官们未能正确地辅佐总统。把长期拖延的悬案——财阀非业务用房地产出售,以及把主力企业选定限定于制造业的对财阀措施——弄成由总统下指示给长官的程序,是不妥当的。这归根结底反证了长官们的话对财阀不起作用,也不过是想躲开财阀的怨恨或攻势的私心而已。这种程度的事,长官们应当懂得凭自己的信念去处理。 当然,地位提高并不会自动生出经世济国的经纶。摆出傲慢姿态也不会自动获得。不懂的事只能汇集众智来弥补不足。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在国民面前傲慢,必须谦逊。尽管这是个官僚支配性很强的社会,但不应把国民当作官僚机构的末端,应当抛弃轻视国民的态度。应当明白,在分工化与专门化不断推进的社会里,长官可以逞能的领域极其有限,超出能力界限的独断与自以为是必须避免。应当知道,官僚体系之外也有大量优秀而有能力的人才。 如今来自外部的凛冽寒风正向我们袭来。这不是长官们安闲的时候。农业眼下正处于陷入困境的危机之中,金融业也面临类似境地。然而长官们却未能制定出能给国民带来希望与信心的政策,沉溺于无事安逸主义。如果还觉得只要能勉强保住位子就算幸运,那就是大错。绝不能让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就这样漂流下去。为此,首先长官们应当率先在国民面前谦逊,展现出以刻骨努力为国民服务的姿态。
1991-05-13 | 서울경제
[社论] 长官们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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