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经联下属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崔钟贤)6日在新闻中心以《工资谈判结构及惯例的问题与改善方案》为主题举办了研讨会。当天作主题发言的韩国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成济焕,以三星、现代等国内七大集团57家子公司去年的工资谈判结果为基础,指出今年工资谈判达成率比去年推迟一个月以上,并呼吁劳资政三方积极努力,包括重新检讨公共费用上调时机、建立稳健的工会、向现场劳务管理负责人大幅下放权限等。现将主题发言内容摘要如下。【编者注】 就去年而言,综合劳资双方提出工资上调率最初方案的时间与工资谈判达成的时间来看,直到7月底才有97.8%的企业结束工资谈判。工会方面最初提出工资上调率的时间依次为4月(39.6%)、5月(26.4%)、6月(24.5%);雇主方面的最初方案以5月的35.8%为最多,其后依次为6月、4月。最终工资谈判达成的比例为5月26.4%、6月45.2%、7月24.4%。今年,截至4月20日,6590个营业场所中仅有约7.9%即461个达成协议,不足去年同期的一半,今年的工资谈判比去年推迟一个月以上。 这是因为企业并不结合自身经营收支独立进行工资谈判,而是习惯于参照同业其他公司的动向后再进入工资谈判。 因此,本文将去年国内企业的工资谈判过程按类型划分,考察各类型的特征,并提出理想的劳资工资谈判方案。 在去年的工资谈判过程中,工会方面在达成协议前一直坚持最初的工资上调要求率、到最后达成时才作出让让步,而雇主方面则在每个谈判节点上分阶段提高工资上调提示率,采用多阶段策略的情形(第一类型)占全部调查对象企业的57%,为最多。 此外,劳资双方均分阶段让步后达成协议的形态(第二类型)占24%,劳资双方均将最初的工资上调要求及提示率坚持到达成协议前的形态(第三类型)约为19%。 决定这类工资谈判类型的因素,表现为劳资之间工资上调要求率与提示率之间的差距。 劳资之间最初工资上调方案的差距越大,越倾向选择第一类型。分析显示,工会方面把最初的工资上调方案视为最大让步限度,而雇主方面的最初提示率过低,不让步就无法达成工资谈判,因此选择第一类型的工资谈判策略。这直接反映出工资谈判过程中劳资双方对工资谈判方案缺乏信任。 按工资谈判类型看,劳资之间最初工资上调提示率的差距在第一类型为15.2%,比第二类型高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劳资之间最初方案的差距越大,劳资互不信任越加重,工会坚持最初方案,雇主方面担心停工减产等损失,于是每次谈判都分阶段让步的谈判策略便蔓延开来。 实际上,第一类型因罢工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比第二类型高0.2个百分点。 工会方面出于组织鲜明性而坚持最初方案,也是选择第一类型的重要原因。 组织内劳资矛盾越多、工会组织历史越短,越倾向选择第一类型的谈判策略。相反,选择第一类型工资谈判的工会委员长更换比例为64%,比第二类型的38%高出26个百分点,表明工会领导层所认知的组织鲜明性与会员对工会领导层的评价并不在同一轨道上。 从工会领导层的特征看,年龄与学历较高者、已婚者比未婚者更倾向选择第二类型;领导层在公司内工龄越长、工会领导层与雇主方面关系越融洽,越倾向选择较为合理的第二类型。 从以上研究来看,有效工资谈判的最大障碍在于劳资之间工资上调方案的差距。 今年的工资谈判中,工会方面以保障生计费等为由要求按平均工资上调17.5%以上,而雇主方面因人工成本负担加重和政府的工资上调抑制政策,在工资谈判上的回旋空间变窄,预计劳资之间工资上调方案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因此,政府应提出劳资双方都能认同的工资政策愿景,工会与雇主方面则应付出更多努力,培育会员认同度高、守法精神强的“稳健的工会”。 特别是,政府不应仅以引导工资在个位数以下达成作为政策运行目标,而应让国民准确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的现实,并向全体劳动者说明工资谈判以超过10%的水平达成时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影响和长期愿景,把政策转向致力于形成劳资工资谈判共识的方向。此外,为缓解劳资之间近来工资上调率的差距,需要重新检讨公共费用上调的时机。所有公共费用上调大多集中在第一季度进行,使得工资谈判现场感受到的物价上涨远高于实际数值,政府不应忽视这一事实。 工会领导层也应认识到,仅以鲜明性为由在工资谈判最后阶段仍坚持最初方案时,会员并不给予肯定评价,因此应把力气放在将会员要求纳入组织内部,而非组织的鲜明性上。【李钟宰记者】
1991-05-07 | 李鍾宰
[研讨会中继] “工资谈判的问题与改善方案” 韩经研主办—研究委员成济焕作副题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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