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色的清白吏形象 官僚活动的正式目的主要与身份职位的上升有关。因此,若要说的话,这相当于追求富贵中的一个构成要素——“贵”。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成为享受富贵荣华的充分条件。在我国,官僚的正式收入一般不足以满足经济需求。因此许多官僚不得不忍受经济上艰难的生活。这为我们塑造了清白吏的形象。 然而官僚的收入往往并非仅由这种正式部分构成,因为还存在隐性收入。某些官僚利用可以正式行使的权限获取隐性收入并致富。他们通过利用职位和权限的种种方法致富,并以给予特惠与便利为代价取得隐性收入。在我国,这种倾向似乎颇为严重。因此,即便到了据称民主化正在大力推进的1990年,香港发行的文汇报仍报道了韩国公务员的腐败状况:在韩国,给不给公务员送贿赂,决定了该办成的事办不成、办不成的事却能办成。 官僚为敛财而进行的不正腐败行为,从偶尔被查获的公务员重大违纪案件中可见一斑,也可从公务员违纪的统计中加以推测。只有在政权更替时才得以曝光的权力型不正腐败,其规模之庞大远远超出一般国民的想象。偶尔被查获的政治家、高级公职人员或高级官僚的不正腐败行为,是在其他国家极少见到的令人震惊而羞耻的现象。每年以成堆统计数字披露的公务员违纪案件数,其规模不能不说极为惊人。据法务部统计,因与职务相关的收受钱财、滥用职权、泄露机密、业务上侵占、背信等被查获的公务员,1985年为887人,1986年1167人,1987年1087人,1988年1387人,1989年1592人;若再包括酒后驾驶、暴力等,公务员犯罪则达1985年5653人、1986年6887人、1987年7655人、1988年9613人、1989年11764人。与职务相关的公务员犯罪,仅就被查获的情形而言,数字已相当庞大。当然,属于这一范畴的公务员是典型的腐败型官僚。 权力型不正腐败 官僚为致富而进行的非正式行为,其形态从政经勾结型到单纯事务性的,可以想到多种。其内容可从因程度过分而成为社会问题、偶尔被揭露的公职人员受贿案件、不正行为、不正敛财案件等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推测。这类公职人员即官僚的致富与敛财行为,正是弥补了官僚正式活动所追求的“贵”无法完成的“富”的追求。当然,这仅凭“贵”的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附随于官僚的正式特权才得以达成。因此可以说,非正式敛财的可能性大体与可正式行使的权限大小成正比。 腐败官僚见不得光的行为是在隐秘中进行的。因此在其进行期间难以知悉、也不会被揭露。但这种行为最终总会以收入的支出和财富的形成表现出来。例如高级豪华住宅那样具有炫耀性和可见性的消费或投资。因此在1960年代曾一度将高级豪华住宅的所有者作为甄别不正敛财公职人员的一项标准。公职人员见不得光的行为,在离开正式官职生活之后,也会表现在利用官僚出身这一经历与背景所进行的特权性、优越性活动中。例如退职后因过去的人脉被大企业招揽、被业界团体要职招揽,或自营需要来源可疑的巨额资本的事业体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 退职后仍行使特权 大企业招揽并重用对企业经营生疏的官僚出身者,是因为其具有相应的利用价值。官僚出身者被企业招揽,原因包括类似“嫁妆效应”的利用价值、对过去恩惠的回报,以及作为抵挡来自官僚机构压力的盾牌等。另外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家也会为提高自身在官僚社会中的排序而雇用前官僚。官僚出身者很清楚自己退职后被企业招揽并重用,正是由于这些种种利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出身者不仅在现职时,退职后也等于在行使官僚特权。就此而言,前官僚在退职后仍扮演官僚角色,是前辈官僚,并倾向于继续保有优越的官僚特权意识。前官僚退职后仍享有官僚等级秩序中的名誉与特权,也享有作为由退职官僚组成的组织成员的待遇。如此,官僚出身者在退职后一边享受官僚声望,一边窥视致富机会,谋求富贵的维持与完成。 制度装置松散 在制度上,公务员退职后一定期间内不得就职于其在职时的相关企业,目的是禁止官僚的非正式、隐性活动。但这种制度装置只是一时的遮掩。实际上,韩国社会依旧为官僚提供了诸多活动舞台,官僚自身也一直在开拓并拓宽与利用官权相关的活动领域。尽管如此,许多人却把这类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可以说,韩国社会的官尊思想就是如此强烈,如此以官为主导。
1991-04-30 | 李甲燮
韩国资本主义的病理 致富·出世万能…解剖"韩国病" <12> 致富的官僚 李甲燮 <成均馆大学教授·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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