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银行对汇率变动向出口价格转嫁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通过韩日比较揭示了企业应对汇率变动的战略,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根据韩国银行的分析结果,我国企业在80年代前半期汇率贬值时,在出口价格决定上并未较多反映汇率变动,但在韩元汇率升值的80年代后半期,则表现出将汇率变动幅度大部分转嫁至出口价格的重视成本的定价行为。相反,日本企业即使在86年以后日元走强的基调下也未大幅上调出口价格,而是采取了即便牺牲短期利润、也从中长期视角重视市场占有率的定价战略。 这一分析对我国企业应对汇率变动、更长期地确保海外市场的努力提供了诸多启示。 但难免受到批评的是,它忽略了对我国企业不得不采取与日本企业不同定价行为的内外部条件的分析。 举其中几点:第一,日本在汇率升值期之前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汇率贬值期,从而积累了高达2000亿美元的顺差,并将自有资本比率提高到30%等,强化了企业的内在实力,构筑了能够承受汇率高估冲击的吸收能力。 第二,日本在汇率升值期之前,产业结构高度化已在相当程度上取得进展,具备了能够吸收汇率升值冲击的经济结构。 第三,日本在长期顺差期间实施的贸易及金融自由化措施使企业国际化、生产设备向海外转移等海外直接投资大幅推进,从而得以缓解汇率升值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这一点也与我国不同。第四,日本在汇率升值期劳资和平确立、工资上涨稳定,不存在企业环境的不安因素,而我国不仅工资急剧上涨,还因民主化带来的政治、社会气氛不安,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 结论是,我国企业应对汇率变动的出口战略表现为短期重视成本的定价行为,这是当时内外部条件下不可避免的选择结果。 与此相关,日本方面分析日元升值期即86年以后日本出口企业定价行为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诸多启示。该研究报告分析认为,日元升值期的日本尽管将出口价格设定得较高,出口却仍在增加,这是因为出口的高附加值化取得进展,日本产品的非价格竞争力得到强化。 以日本的这一经验来看,汇率变动时着力确保市场份额固然重要,但更应将出口战略的重点放在今后打造相对较少受汇率变动影响的出口结构上。应通过技术开发、品质提升等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非价格竞争力,并以技术密集型新产品为中心实现出口结构高度化,使出口不至于过多受汇率等因素导致的价格变化左右。
1991-04-29 | 이석영
[读者专栏] 李锡永(商工部出口振兴科长) 应提升出口商品非价格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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