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富贵荣华型 韩国式官僚行为的一个特征,首先可以从官僚们升职意愿强烈、权力追求欲强烈这一点上找到。可以说,他们并不满足于忠实完成既定的任务与角色,而是以更为积极的姿态燃烧着上升的欲望。唯有如此,才能尽快扩大权限,尽快出人头地,并获得积累财富的机会。 当然,权限扩大与地位上升本身原本并不足以致富敛财。至少在官方层面只能这样说。因此这不能成为实现富贵荣华的充分条件。然而尽管如此,在官僚支配型体制下,这又能够带来收入的增加。当然,这并非公开允许之事,终究是非正式的、私人性的。但只要未被社会揭露和公开,它也是惯例上通行的行为。如果暗中进行之事被发现的风险很小,那么这也可算是准公开的。既然如此,为了增加与收入增长相联系的私人活动机会,职位的上升与权限的扩大取向就是绝对必要的。所以说,官僚的权力取向欲之所以格外强烈,是因为实现富贵荣华的意愿强烈;也可以说,正因富贵荣华思想强烈,权力取向欲才强烈。官僚们追求的权限扩大,有出于公共需要的,也有为了官僚个人私利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发生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的事情。 尽管如此,官僚们之所以敢于做出这种行为并视之为寻常,是因为他们享有特权并抱有特权意识。当然,在官僚支配的社会中,这种特权意识多少还能通行并被容忍,因而得以存在。 特权意识极强 在我国,官僚的特权意识很强,官僚追求特权的活动也很活跃。无论公事还是私事,只要有机会就谋求扩大权限的倾向十分浓厚。这还会因集团利己主义行为而进一步强化。例如,官僚社会为了缓解其组织成员的人事拥堵,并为了自身的职位上升与权限扩大,往往谋求官僚机构的扩张、预算的增加,以及各种管制和手续程序的复杂化。制造出本可不必的事情去做,制造出本不该做的事情去做,甚至对本可自然办成的事加以管制和控制。通过这样做,官僚便能进一步增加分配给成员的特权份额。 为增加归于官僚社会的权限与活动领域份额的这种权力取向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官僚机构的扩张与预算的膨胀。无论政府职能扩大的名义多么正当,预算增加多么有理,若不首先满足这种官僚社会的需要,事情就办不好。从国民立场看本属不必要的机构和部门未被整理而照旧维持,并消耗巨额预算,原因也正在于此。 独断的意识结构 即便如此,这种按官僚需要编排的预算与职能扩大,也不能无视国民的需求。反倒是尽可能迎合为好,也不会出问题。当事业对一般国民而言可见、可炫耀且富有进取色彩时,尤其如此。 官僚社会所追求的权限扩大与活动领域扩大,并不仅限于固有的政府活动部门之内,它还越过固有的政府活动领域被追求。既通过公营企业部门的扩大,也通过各种公共基金的设立与运用来追求。不仅如此,还通过对各种社会团体行使影响力来追求官僚活动领域的扩大。这种官权扩张运动,在对社会与经济的政治控制力强的时期越是活跃。为实现政治权力集中,需要确立强有力的官僚机构;而越是在那样的时期,官僚机构越能轻易地追求权限扩大并安于其位。两者呈现出相互依存的关系。 官僚社会为扩大活动领域所作的努力,在政治民主化被追求并推进的过程中同样存在。对于作为民主化工作一环提出的政府组织缩编调整方案,作为对象的机构的官僚们强烈反弹。例如,对于动力资源部、山林厅、港湾厅、体育部等被其他机构吸收合并一事,相关官僚们强辩说维持现状才有利于国家发展,并竭力反对。他们对于为了自己耗费了多少国家资源一事不置一词,只是一味为确保自己的活动领域、维持权限、为职位上升所需的位置和机构的保全而努力。 轮流任职式的人事 这种以利己立场追求的官僚活动方式,可说是相当极端的情形。此类情形下官僚们的意识结构是独断的。官僚组织不是为国民而存在,反倒是国民为官僚组织而存在。不仅如此,不是我为官僚组织而存在,而是官僚组织为我而存在。正因如此,对共同体组织做了可耻之事也不以为耻的倾向存在,并倾向于认为组织与制度应为我所用,甚至可以为我而设立组织与制度。只要可能,为人设职亦无妨,轮流任职式的人事也视为寻常。对组织与制度的忠诚往往相当虚伪,而为一身荣达的利己主义始终作为不变的基本原理在起作用——这种无法抹去的印象,正是韩国式官僚行为的弊病。
1991-04-26 | 李甲燮
[韩国资本主义的病理 致富·出世万能…解剖“韩国病”] <11>权限导向型官僚 李甲燮<成均馆大学教授·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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