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4-23 | 金蒼浩

[名著十分钟] 巴林顿·摩尔著《权威与不平等》 任何体制都难有“真正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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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只有在人们自愿服从道德上具有正当性的命令时才能成立。若缺乏这种道德要素,权威与强制便毫无区别。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要区分权威与权力往往并不容易。权威不仅为社会分工所必需,也为协调创造社会产品的个人与群体的活动所必需。一个社会的权威如何形成、不平等以何种形态存在,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苏联、中国三国的“官僚制”便可知晓。 在美国,官僚制与其他社会一样构成该社会权威的主要方面。但有趣的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人对这种权威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采取一种两立的态度。美国人谈到平等时,所要求的不过是“机会平等”。 然而这种“机会平等”并不保障结果上的平等。即便课以彻底的财产税,不平等仍会延续到下一代。普通市民可以凭各自的努力享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安定,但很快就会深切感到在企业或官僚体系中晋升存在某种界限。于是他们也会敌视制约自身社会上升的规则与管制。 在苏联,尽管国民不满、党内也公开反对,列宁仍确立了权威与不平等的传统,并为使反对者无力化而将警察恐怖制度化。革命成功后,在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发展经济水平,并需要以强制和说服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大规模机构,苏联出现由官僚制造成的不平等是理所当然的。 斯大林通过推行农业的强制集体化与急速工业化,使之走向更为严重的局面。但斯大林死后,恐怖大幅减少,这可以说是最高领导层将“权威”在相当程度上移交给新技术官僚与原有官僚的结果。 然而正如历史所显示,技术官僚与党官僚完全无法改善经济的低效率与庞大行政机构的官僚主义。就连戈尔巴乔夫,至今也未提出能提高生产性与效率的改革方案,只是以示范性地惩戒几名声名狼藉的腐败官员来催促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这在本质上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方式,将来能否取得良好成果尚是未知数。 无论如何,正如美国一样,苏联也存在不平等。但如果说美国的不平等由经济因素决定,苏联的不平等则由政治因素决定。 中国的情况与苏联颇为不同。斯大林宣称“组织决定一切”,彻底抛弃了平等主义理想;相反,毛泽东几乎始终对官僚制持敌对态度,并力图坚守平等主义理想。为克服官僚制、实现平等主义理想而采取的政策正是“群众路线”。然而实际上,决定谁是真正的群众、哪些政策才能真正满足群众要求与需要的,是当时党内的主导派别。 为克服官僚主义而提出的群众路线,本可通过群众参与官僚机构来实现,但在群众缺乏政治可靠性与技术专业性的现实条件下绝无可能成功。群众路线的另一内容是活化“面对面群体”(Face-to-Face Group),但这最终也归结为追认党所期望结果的过程。 近来邓小平推行新经济政策后,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正在消失,但若改革不能明显提高生活水平,改革也将告终。最理想的形态是改革势力与官僚性维持现状势力达成协调,但遗憾的是改革只出现在作秀式的演说中,官僚机构仍未摆脱惰性。 以上研究之所以将美国、苏联、中国并列比较说明,是因为尽管各社会的解决方式存在差异,但都曾尝试消解该社会的理想与权威以及由此派生的不平等。然而不幸的是,社会主义因独裁、资本主义因失业而失去了信赖。于是世界各地,宗教狂信与盲目爱国主义者的原教旨主义大为滋长。对自由而合理的社会的展望不知何时已消失,旧日之物正在复活。 操纵那些幽灵的政治魔术师正在世界各地登场。他们的政治魔术乍看似能洗去人类痛苦的特效药,最终却只能是产生痛苦的灾祸。要走上正确道路,各层次的领导者都应背弃政治魔术,从可实践之事而非虚幻目标开始一步步落实。即使那一过程枯燥且毫不动人。 ◇国内译本=清溪研究所刊 摘要:金苍浩(京畿大学讲师·哲学) [照片]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1913年生于美国华盛顿 ▲耶鲁大学社会学博士 ▲哈佛大学教授 ▲代表著作:《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中的权威与不平等》(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