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12日。 这是管理我国资金命脉的中央银行韩国银行迈入不惑之年的第一天。 从这一天往前正好推40年,1950年6月12日上午8时,在现今韩国银行所在地(南大门路)的韩银总行营业大厅里,被选定为掌管中央银行船首的首任总裁具镕书,面对500余名政界、金融界人士,以紧张与感慨交织的声音发表纪念致辞。 “新韩国银行法是开设一个新的民主机构,是要弘扬我国宪法追求经济民主主义与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基本精神。” 距民族相残的悲剧拂晓仅十三天的这一天,正是我国中央银行诞生之日。 也就是说,从光复到中央银行分娩,历经约4年10个月的岁月。 中央银行设立如此迟缓,一方面是因为美军政厅与国内政治主导势力把心思都放在政治版图的划分与民生问题上而疏忽了此事,另一方面也因为设立中央银行的讨论过程本身出现了混乱。 金融货币政策产房 事实上,孕育中央银行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阵痛。 因为朝鲜、殖产、朝兴等当时的三大银行为夺取中央银行的入场券,展开了毫不相让的“一决胜负”。 “光复后直到中央银行创设,朝鲜银行与殖产银行之间暗中存在着谁来做母体的霸权争夺战。殖产银行的韩国人职员多,而且高等专科、大学毕业者人数比朝鲜银行多。朝鲜银行则主张自己是一直发行朝鲜银行券的发券银行,办理再贴现业务和国库金,理应成为中央银行的母体。当朝鲜银行与殖产银行围绕中央银行设立暗中展开激烈竞争时,一般商业银行把特殊银行烙上日本统治时期权力机关的印记,主张‘在日本统治下民族资本投入最多、韩国人职员参与经营最多的银行只有朝兴银行,因此朝兴银行理应成为中央银行的母体’。” 这是当时身为朝鲜银行行员的前总统秘书室长金正濂的回忆。(《金正濂回忆录》) 这些银行间的角逐甚至演变成游说战。 殖产银行推出本行出身的美军政厅理财局长金庆镇(被绑往北方)出面开展中央银行运动;朝兴银行则由郑云用头取(行长)凭借与军政厅财务部长官查尔斯·戈登的交情,试图抢占有利高地。 面对殖产与朝兴银行的“挑战”,朝鲜银行的“应战策略”特点在于把重点放在展示自身实力上。一句话,朝鲜银行的立场是“不要耍小聪明,比一比究竟谁具备胜任中央银行的实力”。 朝鲜银行为此挽起袖子着手的工作,是调查月报、经济年鉴等资料的出版。 三家银行激烈角逐 朝鲜银行于1948年5月光复后首次发行了朝鲜银行调查月报,两个月后的7月又将光复后三年间关于韩国经济的调查研究、记录与资料汇集成册,出版了《朝鲜经济年鉴》。 当时担任朝鲜银行调查部长的张基荣(前副总理、韩国日报社主、已故)如此回忆当时。(《实录 韩国银行》) “我们实际上为了能拿出什么来展示力量而想出来的,就是调查月报和经济年报。我们想这不正是对社会的宣传吗,就用它来展示我们的实力,把它作为我们中央银行运动的向心力。” 以“实力优势论”为旗的战略奏效,1948年8月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朝鲜银行被确定为中央银行的“代理”地位。 随着形势如此发展,朝鲜银行为挂上中央银行这块“门牌”而加快步伐,把此前由本行特命调查委员会收集的中央银行法基础资料移交财务部财政韩国金融委员会,财务部在此基础上于1949年初拟出政府最终方案。 然而,设立中央银行的工作在此又让时针回到了原点。 因为政府方案未能大幅摆脱日本式中央银行制度的框架,被评价为内容过于官僚化。 于是,当时的财务部长官金度演、朝鲜银行总裁崔淳周、财务次官金裕泽三人一致同意请求美国提供建议,与李承晚总统交情深厚的崔总裁进入景武台,取得了李总统的许可。 实务批准程序完成后,政府于1949年6月以财务部长官名义,请求美国中央银行FRB(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派遣精通理论与实务的专家,终于在3个月后的9月初把两名美国人“请”到了首尔。 他们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国际收支调查局长布鲁姆菲尔德博士,以及同一家银行的监察局副局长詹森。 前韩银文书部副部长韩奎勋在其著作《实录 韩国银行》中,记录了韩银首任总裁具镕书对二人的人物评价。 “据具镕书说,布鲁姆菲尔德博士是属于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虽是单身,但开朗、不藏私,可以敞开心怀交谈。詹森则是位沉稳的年轻人,却不失实务者应有的镇定。” 总之,来到首尔的布鲁姆菲尔德博士在半岛酒店安顿住处,把办公室设在朝鲜银行总行二楼。 他最先动手的工作,是审查我国政府方案。 工作结果是,他把政府方案推倒重来,着手收集有关韩国经济的资料。 政府原案被推翻 为此,布鲁姆菲尔德博士要求把以调查部为中心的“智囊”配属给自己,让调查部长张基荣、副部长申秉铉以及行员金正濂、宋正范参与工作,并让信贷部的参事陈景得担任秘书兼翻译。 陈参事在1973年4月接受韩国日报采访时回忆当时说:“与布鲁姆菲尔德博士共事可不是一般的苦活。我的任务是收集资料并整理成他能读的形式,除调查月报和年鉴、各种统计之外,连报纸社论都要翻译。……这类资料翻译工作花了约2个月,申秉铉等人也一起翻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以布鲁姆菲尔德博士为“组长”的“韩美联合工作班”经过6个多月的强行军,于1950年2月完成韩国银行法案并提交政府,随后在3月提出了关于银行法案及一般金融机构改编的建议书。 布鲁姆菲尔德博士一行的力作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壁垒。 因为他们制定的中央银行法采用了国内极为陌生的英美法体系,又赋予金融货币委员会对货币管理的绝对权限等,在当时相当具有革新性,以致政府各部门和国会内异议不断。 事情至此,崔朝鲜银行总裁、具镕书副总裁、张调查部长等干部开始了为使韩银法通过而展开的说服行动。 他们最先撞上的关口是韩国法制处审议。 当时韩国法制处副处长是李天祥,处长是申泰益。李副处长很容易就接受了韩银法,问题在申处长。 他指出韩银法案与我国法律体系完全不同,并称让金融货币委员会产生权力是违宪的。 于是朝鲜银行高层听取了起草我国宪法的俞镇午博士的意见,却未得到明快的答复。碰上意外难关的他们,最终聘请李相基、张暻根、黄圣秀三位律师担任顾问律师,取得他们关于韩银法案并无瑕疵的法律解释文书,渡过了在法制处的危机。 通过韩国法制处的韩银法案,下一个“途经站”是财务部。 财务部是与朝鲜银行一起邀请布鲁姆菲尔德博士、推动立法的当事者,因此事情顺利进行,并无波折。 至此韩银法案只剩下两道决定性关口,那就是国务会议和国会。 1950年3月初,将首次决定韩银法案命运的国务会议召开。 主持当天会议的李总统询问各部长官的看法。 对此,交通部长官许政提出反对意见,称“政府没有权限,过于倾向金融机关独裁”;法制处长申泰益虽然自己已签署,也以金融货币委员会中没有法律界人士为由加以阻拦。 “一对一”说服成功 那是韩银法差点流产的一刻。 让我们看看当时国务会议的现场。 “这时李总统的发言出人意料。他完全无视两位长官的发言,只问了一句‘崔行长来了吧’。我那时第一次听到既不是总裁也不是头取、而是行长这个称呼。接着他说‘这个问过哈罗德·雷迪了吧’。哈罗德·雷迪是李总统的经济顾问。崔总裁答‘是,问过了’,他便说‘各位没有异议吧’,就这样简单通过了。”(刊于韩银行报《行苑》第29期的张基荣关于创立当时的回忆) 如此通过国务会议的韩银法,于3月18日被移交最后的“通过站”国会。 当时国会会期定至5月10日,但由于已宣布举行5·30大选,议员们正处于“身在国会、心在桑田”之时。 不过韩银法在国会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由于对金融货币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能理解不充分,再次出现违宪之争。 朝鲜银行凭借此前积累的经验,展开了几乎是“一对一”式的议员说服行动。 例如财政经济委员长洪性夏,经崔总裁、具副总裁、张调查部长三人三顾茅庐般的努力,成功使其成为朝鲜银行的友军,由此先跨过了财经委这道门槛。 如今只剩下提交全体会议,已到了“高地就在眼前”的时刻。 1950年4月18日,韩银法与银行法一并提交国会全体会议。 “韩国银行法是我们国会迄今为止制定的所有法律中最进步的。”洪财经委员长作了带有侧面支援性质的审议结果报告。 随后有一位议员发言表示赞成,韩银法的诞生似已进入“最后读秒”。然而以议员金寿善提出暂缓审议的发言为契机,要求就赞成与反对进行讨论的发言申请蜂拥而至,会场一片喧闹,当天全体会议在副议长尹致暎宣布散会中落幕。 存贷业务移交商业银行 韩银法终于在三天后的21日全体会议上,以出席议员102人中赞成78票、反对6票取得“合法地位”,并在两周后的5月5日正式公布。 法律公布后,为使韩银正式启航的程序依次是:组成韩银设立委员会(委员长为财务部长官崔淳周)及设立事务调查委员会(委员长为调查部长张基荣)→朝鲜银行清算等。 特别是把朝鲜银行变身为中央银行的过程,伴随着将朝鲜银行此前经营的存款、贷款等一般银行业务移交商工银行,并导致200余名职员转籍至该银行。 1950年6月5日,依据新的韩银法,金融货币委员会举行了令人感慨的第一次会议,出席该会议的首届金融货币委员名单如下。 正委员:财务部长官崔淳周、韩银总裁具镕书、殖产银行行长张凤镐、金融组合联合会会长河祥镛(金融机关选出)、李定宰(商工会议所推荐)、尹潽善(农林部长官推荐)、洪性夏(企划处经济委员会推荐) 历经多灾多难的产痛而扬帆启航的韩国银行,还未来得及“学步”,便遭遇被同族枪口逼上逃难之路的考验。 <特别采访组> ◇李炳浣(政经部记者) ◇郭永吉(同) ◇李百万(同) ◇崔南洙(同) ◇崔元龙(社会部同) [照片] ◇光复后历时5年多才挂上中央银行招牌的韩国银行,创立仅13天便因6·25爆发而踏上逃难之路。照片为光复当时韩银前身朝鲜银行总行。 [照片] 首任韩银总裁具镕书
1991-04-23 | 李炳浣, 郭永吉, 李百萬, 崔南洙, 崔元龍
[大河实录 韩国经济半世纪] <15> 第一部“黎明的阴影”<从解放到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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