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里根任美国总统时期,我国被时任财政部长里根(Regan)要求提出资本自由化时间表,随后公布并实施了资本自由化四阶段计划。第一阶段发行外国人收益证券,第二阶段发行海外可转换公司债(CB),第三阶段经由混合型基金、韩国亚洲基金及附新股认购权公司债(BW)发行,允许美英系证券公司设立分支机构,第四阶段则计划自明年起允许非居住者直接投资我国股票。 随着海湾战争结束,此前悬而未决的韩美通商摩擦与乌拉圭回合预计将再度浮现,我们在利率自由化等金融开放方面必须寻求应对方案。以美国商务部长莫斯巴赫近期访韩为契机,金融市场开放压力也已显现。 按金德尔伯格主张的资本移动阶段论,我国正处于未成熟债务国向成熟债务国过渡的阶段。因此首先应持续说服美方理解我国金融制度存在以下几点脆弱环节。 从金融机构看,脆弱之处是贷款超额(Over Loan)现象长期存在。贷款需求总是超过存款量,不足部分须由中央银行或海外银行贷款引入。 从企业方面看,对银行的借入多于存款,始终存在超额借入(Over Borrowing)现象。这是因为我国企业自有资本少于他人资本,不足部分须从外部填补。 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内部,部分特殊银行或外国银行资金总是过剩,而商业银行资金不足,资金分布不均现象长期并存。因此一般商业银行以拆借(Call Loan)等方式填补资金缺口。 企业的资金供给方式上,通过银行的间接金融比重高于通过股市的直接金融。即除1986年至1988年外,由家庭以银行存款形式流入并被贷出的资金流,多于家庭通过股票直接流向企业的资金流。 由于这些脆弱环节,我国金融制度在开放之前需要有分阶段的金融制度改善时间表以加以补强。 首要的是,我们与美国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一样,银行与证券等建立在分业主义基础之上。因此今后需要海外子公司共同设立或交叉设立等补充措施。 若到1992年底欧共体完成一体化,且美国近期推进的金融改革得以实现,预计将有全能银行型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处于人为管制利率之下的我国,还应如美日在Regulation Q之下的先例那样,分阶段推进利率自由化。其顺序应是先从大额贷款利率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待其稳定后再谋求小额存贷利率的自由化。小额存贷利率之所以须最后自由化,是因为其对地方银行、信用金库、中小平民金融等小规模平民阶层的社会影响极大。 与此同时,如果分业主义得到补充、利率弹性发挥应有作用,那么1957年韩美联合经济委员会首次作为《财政安定计划》(Financial Stabilization Program)采纳、后延续至IMF的DC管制、M2管制等总量货币管制便可有所放宽并改变面貌。 在放宽总量货币管制的同时,为弥补金融开放带来的盲区,可分阶段放宽依据1974年5月《促进企业公开的总统特别指示》最初由国务总理行政调整室、后由银行监督院信贷管理室(局)主管的信贷管理制度。作为替代,应实现向中央银行传统货币政策手段——个别票据合格认定(Eligibility)与再贴现限额制的划时代转变。为提高本就有限的资金的效率、使资金切实用于制造业等,从现行信贷管理制度这类直接管制手段逐步转向间接管制手段将不可避免。中央银行一方面以支付准备金政策和国公债买卖操作调节商业银行等的资金可用性,另一方面通过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计算机系统迅速判别商业银行持有票据的合格性,并对优良制造业等产业政策上必要的担保票据予以再贴现,这样的金融货币政策转变令人期待。
1991-04-12 | 李在雄
[投稿] 金融市场开放与应对战略 李在雄〈高丽证券副社长·经营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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