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社会平均每半个月就爆出一件大的社会事件,因此有人说,只要含含糊糊挨过半个月也就没事了。议员出国游览事件、艺体能界不正当入学事件、水西事件等,都是我们社会必须慎重追究的严重问题,却被洛东江苯酚排放事件挤到一边而渐被遗忘;而因这起苯酚排放事件而沸腾的舆论,如今也正慢慢平息下去。这一系列社会事件除了都与赚钱直接相关之外,还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它们都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意外事件,而是终将爆发、也理应爆发的我们社会的慢性病。在深入接触过环境问题的人中,恐怕有相当多的人会觉得,像这次洛东江苯酚排放事件这样的环境事件竟然到现在才爆发,实在是万幸。 这一系列社会事件,其实是早已在我们社会蔓延的某种不合理现象浮上水面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被牵连并被追究责任的人,自己大概都觉得冤枉,客观上看也显得运气极差。在大韩民国的污染企业中,不仅苯酚,连各种污染物质都不非法排放而加以妥善处理的企业数量,恐怕与大韩民国企业中诚实纳税经营的企业数量一样少。在如今这样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一边如实纳税一边经营不仅困难,而且体制也使人没有必要那样做。同理,在我们现行社会体制下,一边妥善处理污染物质一边做生意不仅困难,而且也没有必要那样做。在这种情形下,仅靠彻底查处并非万全之策,强求企业伦理同样是白费。在我们选择的资本主义体制下,企业本质上是追求利润的集团,企业的利润追求正是带来我国耀眼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使我们今天在物质上过得如此富足;如今却要求企业以伦理取代利润追求,也是可笑之事。 今天我国环境污染沦落至此,是经济增长一边倒的国家政策以及为此设置的各种社会、经济制度之过,而这样的国家政策和制度,是想在物质上、金钱上活得更好一些的国民所选择、并积极支持的。因此,包括这次苯酚排放事件在内的环境污染问题,若追根溯源,其实不是某个特定个人的责任,而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尽管如此,每当有重大社会事件爆发,我们总是急于把责任推到某个特定个人身上,而在此过程中,问题的本质屡屡被掩盖。 今后为改善环境,国家政策本身必须摆脱经济增长第一主义的框架。同时,除了为改善环境进行积极投资,环境行政制度也必须来一场大改革。以现在这样的环境投资和环境行政体制来处理我们的环境问题,能力远远不足。环境投资不足是大问题,而事实上,尽管我国环境问题已严重到今天这般地步,至今仍未确立起实质性、综合性地处理环境问题的行政部门,环境行政被分割到政府多个部门。例如,与大气净化直接相关的森林管理归农林水产部,与水质直接相关的上下水道业务归建设部,放射能污染管理归科技处,与城市大气污染直接相关的能源管理归动力资源部,分散各处。 我国的环境管理集中于中央政府,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几乎一律执行。众所周知,集中化、一律化的行政在规模小而单纯的社会或许有效率,但在规模大而多样化的社会很可能极为低效。由此也可以推测,我国的环境政策和环境行政效率很低,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但问题还有更根本之处。我国的民间生产部门以效率为基础,把生产力培育得极其庞大。然而未适当考虑环境污染的生产力剧增,也意味着环境污染的急剧加速。另一方面,阻止这种污染加速、改善环境的工作由政府主管。但正如服务部门普遍如此,政府部门是低效的领域。民间生产部门大体具备量产体制,技术进步容易实现;相反,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服务部门,按其性质难以实现技术进步。因为服务难以规格化量产,只能是劳动密集型的。以民间生产部门惊人效率为背景的环境污染加速,与政府部门痼疾般低效导致的环境改善迟缓形成强烈对照,问题的严重性正在此处。 因此,如果今后迫切需要高效改善环境,环境管理也应由民间主导而非政府主导。这里所说的民间主导,是指在以企业为主的各个环境污染责任者自发而积极的参与之下实现环境改善。若能如此,可以大为期待的一点是,在高效改善环境的同时,防治污染技术取得进步乃至防治污染产业得以活跃。这就如同产业生产由企业自发主管时,可以期待高效生产与快速技术进步一样。当然,这种民间主导的环境改善不会自动实现,必须具备某种契机。其中一个契机,是让各个环境污染责任者有充分的经济动机去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同时使环保技术开发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或许听来矛盾,但正是为了形成这种契机,对环境污染的管制必须强力而有效,排放征收金制度必须按其原本意旨大幅活跃并强化。必须形成这样的气氛:污染了我们环境而生产出的商品,会因污染程度而更贵,从而使消费者背弃它。 从长远看,强化环境污染管制、污染环境时被征收高额排放征收金,对企业也有利。有分析认为,日本汽车产业能够大幅发展的一个原因,正是日本严格的环境管制。
1991-04-12 | 李正典
[论坛] 环境行政制度需大改革 李正典〈首尔大学环境大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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