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4-11 | 李甲燮

[韩国资本主义的病理 致富·出世万能…解剖“韩国病”] <6>扭曲的企业行为 李甲燮<成均馆大学教授·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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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式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可以从企业家精神与官僚精神这两个侧面来讲。先说企业家精神,首先可以说敛财积累的欲望极为强烈。用韦伯的说法,颇有贱民式和贪婪的一面。事实上,像韩国企业家这样一旦下定决心就勤奋苦干、拼命工作的企业家并不多见。然而,像韩国企业家这样依赖官府、利用官权敛财与发迹的企业家恐怕也不多见。这说明韩国社会官权支配色彩浓厚,韩国企业家依赖官权、急于达成敛财目的的倾向也很强。 根深蒂固的政经勾结 韩国经济的发展使企业越来越走上通过资本主义式市场经济活动追求利润的道路。尽管如此,韩国资本主义的官僚支配性仍使企业无法摆脱对官权的依赖。因为依赖官权,企业能更容易地追求利润。 企业依赖官权所能获得的好处通常被称为特惠,其种类实在繁多。其形态也随时代发生多种变化。这取决于当时官权可以随意支配和运用的政策手段与行政权限。比如解放之初,政府归属财产的出让是巨大特惠;从解放后到60年代初期严重依赖美国援助的时期,援助资金是特惠的重要对象,进口许可也是重大特惠。当然,可成为特惠的对象种类繁多。财政支出、财政补贴、财政投融资、税收减免、保护关税、金融、利率、外汇、汇率、进出口、引进外资、工厂设置许可、厂址、社会间接资本、公共费率管制、价格政策、垄断与寡占管制等诸多领域,只要运作得好,企业就能获得诸多特惠。当然,许多企业享受了各种特惠,并因此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的企业成长。而未能如此的企业则无法进入成长队列。事实上,在官权支配的地方,借官权获取特惠才是最容易赚钱的办法。而一旦招致官权的厌恶,企业也可能倒闭。许多在短期内成长为财阀的企业的历史正说明了这一点。许多企业为了不陷入比竞争对手更不利的处境,也不得不依赖官府并力图享受特惠。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在市场上进行,也在特惠的窗口前激烈展开。可以说,越是大企业,越热衷于攀附特惠。也正因如此,它们才成为大企业。这正是因为韩国经济是官权长期支配的经济。因此企业家只能变得依赖官府,不得不善于穿越官府这片丛林。能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家被评价为能干的企业家,做不到就成了无能的企业家。也正因如此,要成为能干的企业家,就要求具备各种能够便于接近官权并与之勾结的条件。 越是大企业越严重 企业家被要求的依赖官权的行为,必然使企业家顺从官权的要求、命令与意图。即使政府的政策或图谋背离市场经济原理,即使对眼下的企业活动是勉强的,企业也无法拒绝或反对,只能顺从。这被视为企业家的美德。即使企业家内心并非如此,也只能忍耐。更积极地说,即便不愿意也要支持并赞扬政策。因为那才是明智之路。这是出于为获得长期利益而必须忍受一时损失或痛苦的盘算。由此萌生了表里不一的双重性,对官权极少袒露内心的谨慎与忍耐心也随之产生。也正因如此,企业家在政治上总给人万年执政党的印象。 企业家对政府意图和政策的顺从态度,从政府的立场看非常有利于推进政策。因为没有抵抗的政策容易推行。韩国经济迅速工业化与高速增长政策之所以还算成功、出口主导政策之所以成功,其秘诀或许也能在此找到。官权由此获得了任何勉强的政策都能成功的自信,并实践了“只要去做就能成”的教训。 以捐款、诚金形式为主 企业对官权的特惠性依赖当然伴随着回报。正式的形式是所谓准租税,非正式的则采取向官僚行贿之类的形式。仅从企业负担的准租税规模就可见一斑。事实上,企业自愿或非自愿承担的各种非租税负担金,即各种捐款和诚金的负担,可成为衡量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必须看官权眼色、努力不触怒官府的一项尺度。从这个意义上看,以过去87年为例,企业平均准租税负担率达到营业收入的0.74%。也就是说,大企业平均每家负担13亿7000万韩元,中小企业负担1亿800万韩元。仅正式查明由企业承担的准租税负担就如此之多。当然,企业承担这种准租税的惯例,也可解释为企业方面对此存在需求。也正因如此,税制才容许使这种惯例得以成立的企业捐赠与招待行为。 这种准租税负担是以企业名义正式进行的。若再加上企业人士私下个别承担的非正式捐款、诚金、贿赂等,其规模将更为庞大。 如此,企业和企业人士一方面依赖官权提供的各种特惠,另一方面付出这样的正式与非正式代价,大则造成经济勾结,小则造成利权腐败现象。 由此可以认为,企业人士得以提高与官僚或政治家的亲密度,而政治家或官僚则可增加收入。如此,韩国的企业家既要精通市场原理,同时也必须是善于穿越官府丛林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