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劳动部官员们急于自保,患上了回避记者症。 尤其是今年1月底某报刊登“劳动部长官崔妻烈至今仍是公报处长官”的花边报道后,被认为泄露该内容的某科长遭长官直接警告处分,此后这种回避记者症更加突出。 崔长官自就任时起便下达了在其他部门少见的业务内容保密指示:“劳动部所有业务内容只能通过局长级对外发布。” 崔长官通过问责科长,明确向劳动部官员们展示了不认真遵守这一指示会有什么后果。 此“事件”(?)之后,劳动部书记官(科长)级以下官员对记者的细小询问也推给局长回答,或拒绝提供资料,表现出极端的自保主义工作态度,劳动行政宣传反而在倒退。 30日发表的4人以下小微产业劳动者保护对策,也是因官员们无谓地只顾保密,待内容被其他部门的驻部记者获知后,主管局科长们才慌忙跑到记者室说明,可谓在推行积极的劳动行政的同时,却未能做好宣传。 崔长官说:“是职员们还没有准确把握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能够负责地谈政府行政的人应是局长级以上,并不是连细小资料也不要提供。”他表示职员们不理解长官的用意。 崔长官的说法和逻辑没错。但公务员社会岂是如此?说错一句话就会立刻遭到问责,谁还会负责地出面介绍劳动部的工作呢。 由于长官这一微妙的业务内容保密指示,记者无论就何事进行单独采访,劳动部都会无条件面向所有媒体发布。 这大概是因为害怕被问责“是谁提供了那种资料”。因此记者的信息完全被切断,就劳动行政而言,只能写劳动部正式发布的官方稿件。 此外,崔长官一有机会便毫不避讳地发出威慑性言论:“如果媒体报道内容与事实不符,即使是一栏小稿也要向言论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在保持业务内容保密的同时,还实行着某种舆论管控。 也就是说,记者只能写劳动部局长级以上人士告知的劳动行政宣传性稿件,若贸然写出推测性报道就不会轻易放过。 长官连舆论都要管控,看来崔长官果然是实权人物,似乎还想强调自己出身公报处长官。
1991-04-03 | 朴性泰
[记者之眼] 记者回避症 【社会部记者朴性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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