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1848年的变革,即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是发端于英国和法国并波及全世界的一对大变革。“征服的资产阶级”的爆炸性影响力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其他地区。然而双重革命的历史并不只是新兴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历史,也是工人这一新兴势力登场的历史。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兰开夏郡建立近代最早的工厂制度为开端的这一历史时期,以最初的铁路网建设及《共产党宣言》的出版而告终。 工业革命前夕的世界大部分是农业社会,但当时的农业已具备承担工业化时期三项基础作用的条件,即粮食供应基地、资本积累的源泉、工业品消费市场。然而以棉纺业为中心的经济新增长,另一方面又造就了贫困与不满的社会危机,由于经济周期波动和有利投资机会的不足,资本家也处境艰难。这些困难因铁路产业的发展而一举化解,铁路建设所需的巨额费用对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家而言正是最好的猎场。 象征性地显示当时工业势力与农业势力对立的是谷物法之争。最终,站在生产率角度主张废除谷物法的工业势力使农业势力败北。这种社会变革从经济生产率的角度看是巨大的成功,但从人类苦难的角度看则是悲剧。 如果说19世纪世界的经济主要由工业革命塑造,那么19世纪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主要由法国大革命塑造。法国大革命的特色在于,它发生在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法国,其激进程度达到反资产阶级革命的境地,且影响力遍及全球。拿破仑战争的结果是欧洲领土被重新划分,随着《拿破仑法典》的适用,封建制被废除。此外社会革命理念传播至整个欧洲,国民意识由此觉醒。 拿破仑战争刚结束,缔结维护欧洲和平的国际协约便成为时代课题。然而任何国际协约都无法应对长期的局势变化,只不过是追求一时的势力均衡。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打破了这一以国际协约为基础的和平体系,围绕土耳其解体的列强矛盾破坏了力量均衡,导致1852~56年的全面战争。 在新的国际秩序下,所有强国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再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尽管如此,1815~48年间欧洲仍出现了三次大的革命浪潮。这一时期反政府势力的政治愿景大同小异,都把俄国设定为共同敌人。另一方面,由于采取秘密结社组织的形式,群众运动难以实现。 民族主义同样是双重革命的产物。但对一般民众而言,国民性的试金石仍然是宗教,加之代表民族主义的阶层是中产阶层和乡绅阶层,民族主义足以招致穷人的不信任。此外,东欧的民族主义以俄国为指向,反而带有反动色彩。这种进步国民与反动国民之间无言的敌视,对1848年革命走向失败起了很大作用。 双重革命变革了社会的所有部门。在农业部门,地主与自耕农的处置是核心问题。英国因三分制的确立而使自耕农阶层沦落,美国甚至连地主阶级也不复存在。相反,法国牢固地建立了自耕农体制,而普鲁士的农业经历了最不具革命性的变化。 在双重革命结果形成的新工业社会中,人口急剧增加,经济与社会变化也以急速的节奏推进。当时的社会在结构和价值层面上是资产阶级社会。双重革命的决定性成果是凭才能出头的道路被打开,通过白领、自由职业、家庭教师、商业等实现晋身成为可能。相反,劳动贫民陷于饮酒、杀婴、卖淫、自杀等道德堕落和绝望的贫困之中。工人阶级意识在19世纪30年代确实存在,无产阶级意识与雅各宾意识相互补充。 宗教的作用大幅减弱。但对中产阶级而言,宗教是支撑他们的道德支柱,神职人员是对抗革命的反动势力的大地主。自由主义是19世纪前期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古典派经济学是其知识丰碑。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决裂,采用进化论的历史手法,从而具备了新的体系。民族主义在音乐与文学中找到其文化表达,使艺术成就惊人地在各民族间扩散。 这一时期是急速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民众贫困的时代。大部分居民仍是农民,但地主和贵族的地位相对削弱,其收入来源也依赖资本主义方式。中产阶级增加,尤其是工人阶级急剧增加。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使民众政治意识觉醒,“被集体化的贫民”的生活状况把他们推向社会革命。◇国内译本=한길사出版 摘要:李南姬(首尔大讲师·历史学)。 ◇E·J·霍布斯鲍姆(E·J Hobsbawm) ▲1917年生于埃及亚历山大 ▲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 ▲代表著作:《义贼的社会史》《资本的年代》《革命的年代》(1961)
1991-04-02 | 李南姬
[名著十分钟] 《革命的年代》 E·J·霍布斯鲍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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