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4-01 | 서울경제

[社论] 应摒弃低姿态经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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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近期报纸报道,我国政府自今年2月在北京设立韩国贸易代表部(在中国被降格称为代表处)以来,为大幅扩大我国企业对中国的进出,一直持续就独占使用天津市出口自由区域内一部分作为韩国企业专用工业园区进行交涉,但由于北京当局态度冷淡、缺乏诚意,至今未取得任何进展。 众所周知,去年亚运会时,许多韩国企业向北京当局提供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商品(主要是汽车、体育用品、电子电气设备)等以及广告费,尽管如此,北京当局仍对韩国企业对中国的出口品,比美、日等其他国家平均多征收30%以上的关税,在多方面对韩国企业施以严重的差别待遇。 不仅如此,在3月25日开幕的中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全人大)上,中国总理李鹏就朝鲜半岛统一问题公开宣称,“中国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政策”。 也就是说,对北韩打南韩牌,对南韩打北韩牌,巧妙地加以运用,从双方——尤其是从南韩——尽可能多地索取,而尽可能少地给予,这种中国人特有的双重行动,正是今天北京当局对韩外交路线的真实写照。加之以中华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国主义轻视韩国,最大限度地利用“韩国人的性急”,而我们韩国人尽管遭受如此冷遇,却仍在继续“单相思”,做出种种似乎在讨好中国、极尽谄媚之态的举动。 令人担忧的是,今年秋天为了韩国加入联合国,我国政府又将展开对中国的低姿态外交。我们越是急于加入联合国,中国就越会试图讨价还价,以从韩国索取巨大的代价。 2 据该报报道,围绕我国政府承诺的30亿美元对苏经济合作的提前执行,在双方协商过程中,苏联方面在对苏经协资金的利率和债务支付担保问题上不接受我方要求,坚持自己的主张,因而提前提供借款正变得困难。 身负300多亿美元外债,并且每年贸易逆差不断增加(1990年47亿美元)的处境下,我国银行组成名为“联合体”的借款团,从国外借钱,再以高于韩国支付利率的利息提供给苏联,这10亿美元银行借款,却因国际金融形势恶化、我国经济通胀加剧、贸易与国际收支逆差扩大及外债增加等被挑毛病,外国银行以高姿态要求高于韩国所提利率的利息,结果我国政府不得不从政府持有外汇中拿出10亿美元来提供——听闻此情,对于未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变化、轻易承诺超出我国能力的30亿美元经济合作的我国政府当局的草率决定,以及对中苏的低姿态外交姿态,实在难掩忧虑与失望。 我国政府作为北方政策的一环,与包括中、苏在内的大部分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并强化建交、通商、经济合作关系,这无疑是做得对的。 我们在此想对政府当局说的是,着急的一方是中国和苏联,我们反倒不应性急地采取低姿态外交。 据最近的外电报道,占主流的评价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经济方面正走向失败。即价格自由化导致物价暴涨和双重价格(官定价格与黑市价格),部分国营企业民营化因解雇大量员工而产生了众多失业者,联邦政府部分取消生产配额又加剧了物资短缺现象,就目前看,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未取得值得一提的成果。 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苏联。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中苏两国都因财政赤字扩大、出口不振、严重通胀、严重的外汇短缺与粮食短缺、外债累积等,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以致连中苏两国今后的经济预测都陷入难解的混沌。 因此,我国政府和企业都不应把对共产圈、尤其是对中苏的投资与贸易看得太容易。 换言之,必须牢记对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中苏两国的投资或贸易伴随相当大的风险负担,需要慎重接近。 另外,如果最近报道的击落大韩航空客机的苏联战斗机飞行员接受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采访的内容属实,我们必须从苏联政府那里取得正式的真相说明和书面道歉。 如果苏联政府对我们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或予以拒绝,我们也应从民族自尊的层面,采取保留或延期对苏经济合作的措施。 对中国也应要求其使用韩国国号而非“南朝鲜”,并停止对韩国的差别待遇。同时,为换取其支持加入联合国而急于付出高昂代价的低姿态外交应当停止。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因此政府应在着力于内政稳定和增强国民经济实力的同时,展开更为稳重而堂堂正正的对中苏经济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