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0年重启的地方自治制基层议会选举投票率仅为55%,勉强证明了居民自治时代的开启是国民共识。 作为地方自治制实施“产婆”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在首次“分娩”前确实预料到会有巨大的阵痛。但随着选举日临近,弥漫的是冷漠而非过热,3·26选举最终在“无可辩驳地反映出对既有政界的不信任”这一苦涩中,以选民冷淡为反向代价,让执政党与在野党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当初“比较平静的选举”这一目标。 因此,3·26选举对仅把地方自治制视为不得不承受的负担的执政方面发出了投票率触及下限的警告,同时也给那些相信风潮与名分之争将极大左右选举结果的在野方面留下教训:没有实质内容的口号已不再奏效。 3·26选举热度如此低迷,根本上是因为我国历史上没有地方分权的经验,但也可以看出,是执政党与在野党过度从党派利益角度处理地方自治制选举所致。 尤其是政府与执政党把基层议会选举本身当作摆脱水西政局的一张牌,引发了与国民情绪的脱节;自称唯一在野党的平民党也未能就应对突然到来的选举拿出现实方案,结果把本应是节庆气氛的3·26选举变成了不受欢迎的包袱。 更何况在地方自治制达成协议的拉锯过程中,表面上确立了排除政党的原则,实质上民自党与平民党两党的影响力深度渗透,呈现出地区居民自主精神缺失的选举面貌。 当然,从政治角度看,执政方面通过3·26选举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稳定外围支持基础的好处。尤其是在被视为地区矛盾象征的湖南地区,民自党能够多少植入一些支援力量,可谓收获不小。 相反,平民党为了今后第14届国会大选和下届总统选举,竭力在岭南地区确保桥头堡,但再次切实感受到人才匮乏与组织劣势。新生在野党民主党最终放弃积极参与基层议会选举,也被评价为暴露了其局限。 但3·26选举不可避免地在首都圈及湖南地区产生了执政党少、在野党多的市·郡·区议会,不无深化地区隔阂感的可能性;而亲执政党候选人大量当选,甚至令人担忧地方行政的批判功能将被削弱。 因此,执政党与在野党正在分析各地区投票率和各党派得票差所显示的微妙选民动向,而非已显轮廓的全国势力分布,并专注于构想即将到来的广域议会选举战略及评估对国会大选的影响。但允许政党提名的广域议会选举运作方式与基层议会选举有相当差异,甚至不排除重现过去过热陋习的隐忧,例如动员足以动摇经济稳定基调的选举资金,或执政与在野极端对立催生的黑色宣传等,因此仅为使30年前失败的地方自治制成功落地,政界也应再一次不吝于推动公明选举的努力。 另一方面,持续18天的基层议会竞选活动中各种权宜手法泛滥,预示今后将修订地方自治制相关法律。尤其是民自党等执政方面把3·26选举过高评价为公明选举,而平民党等在野方面则指责其为将选民与候选人隔离的“突击式公安选举”,因此有必要在允许政党提名的广域议会选举之外,重新确立基层议会选举的政治概念与地位。 3·26选举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是候选人成批退选现象以及串通放弃联合演讲会。在总登记候选人10159人中竟有182人退选,除因是时隔30年的选举、有意参选者不了解基层议会性质之外,也令人担忧存在极高的收买、串通余地。此外,还有借防止竞选过热之名候选人之间串通、致使联合演讲会流产的事例,以及实施违法行为后被判罚金、却以被选举权无瑕疵为由参选的情况等,留下了候选人素质远逊于预期的遗憾。 滥用可向竞选工作人员支付日薪等活动费的规定,在竞选期间视地区更换30%以上工作人员,以此变通方式展开金钱与宴请攻势,也是代表性的脱法事例,亟需制定应对之策。 因此,为保障下届基层议会选举的公正性,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尤其有必要系统梳理本次选举中成为争议焦点的各项议题:▲是否允许政党提供选举资金支援 ▲候选人反对特定政党支持的可能性等。此外有人指出,为使地方自治制正确扎根,公正性与自律性是选举管理的两大支柱,因此在下届选举中应更加用心提升自律性。【记者 金仁模】
1991-03-27 | 金仁模
[解说] 30年来地方自治制度复活…前景与问题 “草根民主”扎根初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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