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3-26 | 金埈秀

[记者之眼] 引咎问责的标准 【金埈秀 政经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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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洛东江苯酚污染事件,环境处部长与大邱市长的追责之争正成为重新审视高级公职人员定位的契机。 关于部长、次长等高级公职人员的行政责任到何种程度、是否要追究其政治责任的争论,过去也有过数次,但至今尚未确立标准。因此,每发生问题就会浮出追责论,而在政府对此采取措施之后也总是成为争论话题。也正因如此,措施的实效性显著下降。 就我国而言,部长或市长之职是代表该行政组织向国民负责的职位,因此在相关行政上负有无限责任,政治责任也相当重大。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行政的中枢机能,从必须维持政策的恒久性与一贯性的角度看,也不应随意更换。 归根结底,部长、次长的责任界限是应在国民共识的基础上决定的问题。 高级公职人员的责任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统治哲学的问题。若由国民选出的最高统治者以一贯的统治标准追究阁僚责任,则可大幅减少责任论争议的余地。 卢泰愚总统就此次水质污染事件,暂缓了对环境处部长和大邱市长的问责人事。相反,身为受害当事方的岭南地区居民自不待言,在野势力和民间团体也强烈要求立即追究其责任,各种社会团体和舆论也侧重于对其追责。最高统治者的想法与国民舆论之间显然存在落差。 还可以说,卢总统未能展现一贯的统治风格。卢总统在此前的安眠岛事态时立即罢免了当时的科技处部长,理由是实现责任行政与安抚民心。但面对此次事件,却更侧重于收拾事态一方。 卢总统25日在相关部长会议上以“相关部长都有责任”为前提,强调并非不追究政治责任,而是为收拾事态而予以暂缓。 追究政治责任的问题取决于舆论走向,并非可依收拾事态的结果来判断的性质。 而且,即便是为了收拾事态本身,先平息国民的公愤、再从容推进水质对策也更为有效。 在另一层面上,借此机会明确第六共和国高级公职人员责任界限这一课题,也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