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我国经济实现飞跃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主导角色。60年代以后,只要判断有利于经济增长,政府不仅利用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不惜动用最强有力的干预手段——行政命令。 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作,在属于开发初期的60至70年代,可以说是为实现高速增长而不可避免的,但也造成了经济力量集中、不良企业、政经勾结等严重弊端。 因此,80年代开始推动向民间自律型经济转型。原因在于经济规模已扩大到无需依赖政府指导的程度,内容也大幅充实。实际上,政府已逐步缩减各类特惠支持,并在投资财源分配上尊重企业自主,推行将经济运作移交民间的政策。 进入第六共和国后,随着国民民主化要求日益高涨,这一政策基调进一步强化。 然而,即便考虑到政府在经济运作中的主导作用只能缩小这一大势,第六共和国政府仍未能提出明确的经济愿景,表现出一种随波逐流、安于现状的姿态。首先,政府犯下的失误是未能在稳定、增长、福利、分配之间明确提出政策优先顺序。在国民改革要求的压力下承诺经济民主化,但一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弹,便推迟金融实名制,土地公共概念也草草了事,暴露出缺乏信念的一面。 进入第六共和国后,经济企划院长官在没有明确理由的情况下已更换三次,这也是政府经济运作明显亮起红灯的典型例证。因此,对同一时期同样三度更换经济部长的阿根廷抱以否定眼光,也已成为令人羞愧之事。 近三四年间,作为利益集团色彩日益浓厚的官僚组织出现动摇,也是一大问题。第六共和国以来经济部门之间摩擦频繁、政策混乱,原因正在于此。加之经济部门官僚的工作热情不如从前,还夹杂着适度的保身主义,更令人担忧。 于是,不断有声音指出,我国经济要跃升为发达国家经济,首先政府必须清醒。即使政府无法像过去那样积极介入并引领经济,也应对我国经济的走向展现坚定姿态和一贯的政策基调。就此而言,政府虽然为时已晚,但将制造业竞争力强化与物价稳定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并推进各项细化计划,可以说是幸事。 同时,即使政府的政策职能与过去不同,重点放在从后方营造条件上,根据经济环境变化迅速应对也极为重要。韩国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具石谟表示:“民间对政府的要求是解除政策性管制或措施,而不是要政府不做政策运作。不要顾忌舆论而放任不管、致使问题更加复杂,必须立即实施适当对策。” 与此同时,有人指出,向民间主导型经济转型的前提是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彻底监督。同时还强调,为实现所得与财富的公平分配,政府必须制定并积极实施“新的游戏规则”。首尔大学洪元卓教授主张:“即便从南美的情况看,也充分表明规制不劳而获者对经济发展何等重要。问题在于政府缺乏改革意志。” 此外,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经过更为民主的程序以提高扩散效果,这一点也不容忽视。国民经济制度研究院院长严永锡指出:“以日本为例,所得倍增运动经过150余次会议,在全体国民合意之下制定计划,推进增长政策。舆论汇集过程在经济危机时更为必要。” 【淳】
1991-03-17 | 서울경제
成功的经济·失败的经济 日本模式与南美模式…可学与当弃〈11〉我们的出路:“缺乏一贯的政策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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