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这一点而言,南美与韩国并无多大差别。 然而,虽同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南美与韩国却走上了停滞与繁荣这两条相反道路,其原因之一常被提及的便是政府的经济运营能力。 就南美各国政府的经济运营而言,可与我国情况相比较而引人关注的,是经济开发计划全面展开的60年代以后。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比我国更早赢得新兴工业国美誉的巴西。 巴西在比我国晚数年的1964年发生了军事政变。新登场的军事政权试图通过经济赢得民心。新政府在听取主要在美国求学的经济学家的咨询后找到了妙策:迄今以消费品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已达极限,如今应着手重化工业化,同时积极促进工业品出口。 这一判断切中要害。1967年至1974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10%。世界经济界连声惊叹巴西发生了奇迹。这一时期增长的秘诀在于,工业品不仅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还得益于当时盛行的自由贸易秩序,能够轻易打入发达国家市场。 巴西政府的各类支持政策也堪称破格。首先判断为强化对外竞争力,物价稳定至关重要,于是同步推行大胆的稳定化方案。尤其是将工资上涨认定为物价不安的罪魁祸首,以军事政权特有的方式用强力压制工资上涨,演出了一场绝技。与此同时,还给予出口企业巨大的税收与金融优惠。 加之整备完善的官僚组织和经济官僚的积极作为,也成为巨大助力。 然而,就在巴西即将稳固发展中国家领头羊地位之际,巨大的危机接连袭来,那就是1974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击。 在此,巴西政府犯下了决定性误判。既然石油冲击这一世界经济萧条因素出现,当时因一味追求增长的经济政策而造成贫富差距、产业结构二重性等而虚弱化的经济体质,强化它才是巴西经济团队的当务之急。 然而他们采取的政策恰恰相反。1975年至1979年推行第二次国家开发计划,向重化工业、社会间接资本等投入1500亿美元。当时经济部长德尔芬·内托说“即便发达国家实行紧缩政策,我们也决不能放弃增长政策”,由此可见巴西政府对该计划何等积极。 当时建成的代表性工厂——世界第11大规模的索巴伦钢铁厂,1983年竣工后产品销路不畅,长期陷入亏损。热情固然可嘉,但多数项目在经济政策的时机与投资效率上都令人质疑。更何况巨额项目资金的相当部分依靠海外借款填补,其结果便是80年代外债危机这一悲剧。 如果说巴西政府的经济运营起初把准了脉、后来因贪多而自招大祸,那么智利的情况则是一开始铺得太大、产生了巨大副作用,但结果上被评价为正确的选择。 80年代初,世界经济界曾流传着“芝加哥小子们把智利经济搞垮了”的嘲讽之言。其内容是,1973年通过政变掌权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府大量任用的以美国芝加哥大学出身为主的经济学家,无视南美经济现实而强行推进开放政策,给智利经济留下了巨大倒退与创伤。因此大部分芝加哥小子在80年代初遭遇了被清洗的屈辱。 然而如今在智利,对他们的评价已完全不同。智利制造业协会对外关系局长欧赫尼奥·波沃莱特(55岁)表示:“智利经济在南美例外地在近数年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率,是因为尊重自由竞争市场原理并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政策。而这一基础正是芝加哥小子们奠定的。” 正如这种好评所反映,代表性的芝加哥小子、前经济部长赫尔南·比基(42岁)近来接到南美各国和东欧纷至沓来的邀请,希望听取他运营开放政策的经验。 事实上,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经济活动为好,只能因各国政治、经济实情而异。像智利这样除铜等矿产品和葡萄等农产品外没有明显具备竞争力的出口项目的情况,与巴西不同,几乎完全的开放政策也许反而更好。 因此可以认为,比起通过政策支持或管制体现的政府介入程度,更重要的是行政官僚推进既定政策的信念与执行力、随环境变化灵活应对的能力以及政策一贯性的维持。就这一点而言,阿根廷政府近来似乎正在失去自信。 在阿根廷,今年1月出现了梅内姆总统执政19个月以来第三次更换经济部长、第六次更换中央银行行长的情况。理由是未能控制通胀,但也有不少批评认为,经济运营首脑如此频繁更换本身正是通胀加剧的罪魁祸首。就此,前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何塞·路易斯·马西内亚(48岁)指出:“经济阁僚频繁更替导致游戏规则屡屡变动,从而削弱了投资意愿。” [照片]◇南美经济的停滞,经济政策的低效率与经济阁僚的频繁更替是主要因素。照片为70年代芝加哥小子们积极推行开放政策的智利经济部大楼。
1991-03-17 | 安渟權
成功的经济·失败的经济 日本模式与南美模式…可学与当弃〈11〉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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