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此前因海湾战争而一度被搁置的韩美通商摩擦,出现了重新成为热点议题的征兆。海湾战争之后,美国驻韩大使格雷格的脚步加快了。据悉,格雷格大使于8日拜访崔副总理,表示“韩国应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发挥东北亚地区金融中心的作用”,并促请尽快开放金融市场;在会见曹农林水产部长官时,则请求在乌拉圭回合中予以配合,并对农业结构调整问题表示了深切关注。格雷格大使虽称“外界认为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的通商压力会加重,但美方并无此意”,但实质上对韩通商压力已重新开启。 此类通商压力重启,与近期国际秩序重组相关,本属可预见之事。到80年代中期,世界军事力量以美苏为中心一分为二。但近来随着苏联经济力量无法支撑其军事力量,美国的力量在军事层面已达到霸权阶段。此次海湾局势成为显示这种力量均衡向美国倾斜的决定性契机。然而美国并未享有过去那样的经济绝对优势,西方经济圈呈现出美国、德国、日本三足鼎立的现象。在这种军事力量集中与经济力量分散的过程中,获得政治军事自信而又面临经济困难的美国,正在加重通商压力。特别是国际收支面临困难的美国,尽管承认其原因在于本国放任的财政政策,却仍主张对方国家的不公正贸易惯例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并将继续施加通商压力。美国对韩通商压力亦可解读为这一国际形势变化中的一个侧面。 与此同时,美国看待韩国的视角与过去冷战时期大为不同,也是韩美通商摩擦的一个原因。格雷格大使去年9月韩美经济协商时所言“国际社会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韩美两国现在应抛开安保关系,彼此视为冷静的交易对象”,可以说鲜明地体现了美国看待新型韩美关系的视角。 从这一角度看,今后韩美通商摩擦将逐渐类似于美日之间的通商摩擦模式。韩美通商摩擦也很可能不仅限于单纯通商问题的解决,还会扩大到要求纠正宏观经济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等范围。 2 问题在于,在我国国际收支转为逆差、韩美贸易收支不均衡缩小的情况下,韩美贸易摩擦反而更加深化。对美贸易顺差规模以88年的86亿美元为顶峰,89年减至47亿美元,90年减至22亿美元,今年1月更是数年来首次出现月度对美逆差,但通商压力反而在加重。 韩美通商摩擦近期恶化的原因,在于我方应对不够成熟,以及韩美之间相互误解与不信任的积累。我们相信美国会充分考虑到我国仍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民主化过程中的困难而理解我们,从而在通商问题上采取松散态度,这存在很大问题。我们不能再从自身角度去理解美国并采取行动。应基于美国对韩的新视角,冷静而合理地评估什么符合我国国家利益并加以应对。我们的对外开放承诺,只要经济未发生根本性扰乱因素,就必须彻底遵守;无法遵守的承诺则不应作出。此外,对于我方北方政策可能给韩美关系带来的微妙不协调音,也需加以留意。因为美方虽承认我方北方政策的必要性,内心却可能认为,向苏联承诺30亿美元贷款的我们,在市场开放上却过于吝啬。 不过,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稳步推进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政策。此间我们一贯致力于下调关税率、废除关税保护壁垒、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制度,以及金融、外汇、资本自由化等,持续朝对外开放与自由贸易方向努力。即使这种开放与自由化的推进速度未达美国期待,韩美贸易不均衡的迅速改善也可视为这些努力的成果。尽管如此,因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谈判中两国见解分歧、农协漫画事件等而导致韩美通商关系趋冷,可以说是误解与不信任的产物。格雷格大使固然要承担向我方传达美方立场的角色,但也应准确把握我方现实,为减少韩美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与误解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我们自身也应展开总体性通商外交,提高韩美相互理解、积累信任,并为此推进通商外交组织改革。事实上,此前每逢发生通商摩擦,政府部门之间意见协调未能妥善进行,导致对外谈判中产生摩擦,且未能有效应对。此外,为改善韩美通商关系,不仅需要面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等通商政策主管部门,还亟需对美国国会、媒体界、经济界、法律界、学界等展开总体外交努力。同时,为营造通商政策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基础,还应谋求韩美之间的制度性合作机制。必须防止因不必要的误解与不信任而导致通商摩擦扩散。
1991-03-14 | 서울경제
[社论] 美国大使格雷格的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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