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政治与社会性格、苏联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等,这些理解苏联所需的基本要素,长期以来西方人的认知在很多方面被与实情相去甚远、极为表面化且被误导的虚像所支配。大多数西方人对苏联最基本的印象是:由于长期的独裁体制与官僚制监视,苏联人会表现出被国家纪律严格束缚的“僵硬”意识与行为方式,并过着被意识形态支配的“教条式生活”。另外,普遍的印象还认为苏联人深不可测般地“克里姆林式”且阴郁。 然而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会发现他们坦率、开放、乐天,令西方人吃惊。他们那种像按规格塑造出来的样子只出现在正式场合。他们的私人生活比被种种人为规范与秩序意识束缚的西方世界更加自由奔放、淡然而富有人情。就这一点而言,公开世界与私人世界中人际关系差距之大,很少有国民能与苏联人相比。他们心中仍保留着“未被污染的西伯利亚”。这既是他们的魅力,同时也是问题所在。 因此意识形态只是公开世界中的逻辑。规定平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并非党或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实利性的利害关系、传统心理或人际关系。即便是自认为在有意识地信奉意识形态的人,实际上也是在无意识中为守护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而行动。对他们而言,意识形态不是行为规范,而是守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与西方人认为苏联人教条的认知不同,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色彩。 这一点在政治上更为明显。在政治场域中,苏联人奉为信仰的不是“理念”而是“力量”。这种对力量的信念长期以来都是苏联政治的基本特征。他们从沙皇时代到今天经历了极为漫长的无情权力,在民族层面也经历过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等带来的巨大侵袭。正是这样的历史经验,使苏联人在国内政治上崇尚力量而非理念,在国际上则产生了时而演变为侵略行为的过度防卫心理。对他们来说,没有力量的观念性理想主义者或许反而是轻蔑的对象。 苏联积累规模庞大的军备,正源于这种对力量的崇尚与过度防卫心理。特别是由于与西方世界的技术差距急剧扩大,他们不得不把安全系数定得更大才能安心。仅有必要的最小量根本无法让他们放心。因此苏联人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极为偏好长的、大的、重的、厚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倾向源于没有自信和不安,源于想用数量来应对质量上的脆弱。 他们所具有的“克里姆林式倾向”正反映了这种对外部世界的不安感与不信任。进而这种倾向小则影响个人的商业交易,大则影响国家间外交谈判的态度。观察俄罗斯农民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就如同在看一场激烈的扑克游戏。卖方与买方的交涉总是要到濒临破裂之际才戏剧性地达成。当然,更顽强坚持的一方获胜。 这种态度无疑源于认定对方从一开始就想骗自己的固定观念,即信赖关系的缺失。这种情形在国家间外交谈判中也原样呈现。事实上甚至有人说“与苏联的交涉是在舷梯上定胜负的”。因此在与苏联人交涉时,己方必须具备可以先转身离开的实力。 若交涉对手表现出像是请求或恳求的态度,他们只会视其为软弱的证据,进而强求更多让步。 另一方面,就近来的改革政策而言,许多西方人对苏联也存在错误印象。那就是关于进步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印象。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主角确实是知识分子,正在变化中的今日苏联也是他们激烈的体制批判与改革构想的产物。但这些批判苏联体制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并不一定代表广泛民众的声音。对要求自由、批判苏联体制的知识分子,民众反而表现出过敏反应的情形也不少。 在苏联社会中,占压倒性多数的民众所要求的并非自由与民主主义这类市民社会的价值,而是“秩序与纪律”,以及能够带来公平秩序的强力权力与领导者。与东欧不同,苏联没有市民社会的传统。因此为使社会活性化所必需的一定水平的民主化,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自上而下以强权方式推进。 如此,西方人对苏联社会与苏联人的认知多建立在虚像之上,这也是正确理解苏联的最大障碍。把握苏联社会中什么在变化、什么没有变化极为重要。但在此之前,摆脱我们长期以来对苏联人与苏联社会所持的错误固定观念,是更为紧迫的课题。 ◇国内译本=开放书籍出版 摘要:郑荣国(延世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
[照片]◇袴田茂树 ▲1944年生于日本大阪 ▲毕业于东京大学 ▲青山学院大学教授 ▲代表著作:《深层社会学》《苏联的理解》(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