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3-05 | 林鍾哲

[周二论坛] 对新经济团队的期待 林钟哲<首尔大学教授·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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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共和国以来,工资、物价、房地产价格暴涨,人力短缺,大米过剩而其他谷物不足型的农产品供需均衡破坏等,尽是不好的事情接踵而至。这是缺乏资源的韩国经济进入高收入社会所伴生的现象,不能靠陈旧的行政管制或修身教科书式的说教,只能通过结构改革来解决。 工资骤涨是劳动力供给受限致使劳动市场条件改变所带来的结构性现象,可以通过引发高工资→高劳动生产率→低劳动成本的良性循环来解决。为此,政府应保护劳动,企业应承认劳动者为伙伴并给予人格化的对待,从而促成劳、资、政协调体制的诞生。 然而政府却以管制和压制持续强迫工资涨幅限制在个位数,结果企业因人力紧缺该给的都给了,却只是助长了劳动者一方的敌对情绪,使高工资并未转化为劳动生产率,而是直接推高了成本。 如果政府把工资上调交由劳资团体交涉,为非组织劳动者保障最低工资,贯彻无劳动·无工资,保障作为基本人权的团结权等原则得以遵守,劳资冲突、劳政对立就会消失,昂贵的工资将带来低廉的生产成本。 对人力紧缺的根本对策,只有强化教育与培训以确保高级技术人力、增加研究开发投资以革新技术这一条路。然而政府只是空念科学技术革新的经文,即便如今财政有了余裕也不增加教育投资。若无思路或力有不足,至少也该为捐款入学等大学自救努力打开通道,而这一点也未做到,结果连理工与人文学生6比4的比例都无法维持,把尖端技术也逼到只能靠书本讲授的破产局面。在自然资源、劳动、资本都不及竞争国、别无胜算的国家,连科学技术都是这副样子,未能被技术革新吸收的工资上涨一下就把企业和国民经济搁上浅滩,实在是理所当然。 1960年人均可用国土为360坪,到1990年减至195坪,今后必将进一步减少。因此土地效率极大化与公有化等根本对策二者皆属必要,可这些根本不予理睬,连好歹能暫时压低地价的强化土地保有税也置之不顾,只强化交易许可制扩大等行政管制,结果仅助长了土地投机,并如水西事件所示,在混乱中分得一份,忙于筹措政治资金。土地问题除公有化之外别无根本对策。 土地效率极大化只有在专注于附加价值生产率高的产业时才能实现,而政府与财阀企业却被不顾土地生产率、从"拉面到导弹""大米到香蕉"全部国内生产的重商主义妄想所束缚。因把大米增产提升到安全保障层面的政策失误,上次秋粮收购时因五年累计库存1800万石而产生的收购风波,反而使安全保障出现裂痕。尽管1980年歉收,仅靠国内生产在1976~1990年间人均食用高达138公斤,属严重过量(日本71公斤,台湾85公斤),却不减产而推行扩大大米消费的政策,显然将再添一次失败。对已成为低档商品的大米,不应继续增产、过度消费,而应果断将大米生产减至人均100公斤水平,把那片土地(约50万公顷)以支持价格改为大豆、玉米的契约栽培,这样谷物进口与贸易赤字会减少,自给率与畜牧基础会扩大,农户经济也将大为改善。 工业也是一样。只要拥有钢铁以及机床、电气、搬运、精密机械等钢铁相关产业、石油化学工业、以半导体为首的部分尖端技术产业等几样,4000万国民就能富足生活。因此只需保存尖端技术领域等几个主要产业,对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应果断转向成长产业。财阀也只有摒弃章鱼腿式经营、专业化于一两项有前景的产业,才能免于人力紧缺与土地紧缺。 政府按主管部门分别落实物价稳定责任,但冬季水芹、盛夏整颗白菜价格等源自高收入社会消费结构变化的价格飙升或季节性涨落,不可能靠行政管制与货币政策挡住。而且物价不是靠恐吓或命令就能压住的。反而只会像第三共和国时期那样产生价格机能麻痹、相对价格扭曲和压抑型通胀之害。价格唯有富有弹性,才能带来供需均衡与市场稳定。价格压制之弊在交通领域尤为显著:走路不到5分钟的一站距离也要乘车的无序,车辆成为奔驰的凶器与污染制造机等乱象,都源于被压到世界最低的票价。若票价能保障正常利润、正常经营,车辆会增加、会变好,服务也会改善,也就无需非开私家车,交通拥堵也会减少。一次性上调约2倍,并为上班族、学生等常客制定适当的折扣办法,服务改善、车辆改良与票价的长期稳定就能同时实现。 我们须铭记的一点是,市场强制比行政强制更为严格,却与市民社会的自由概念相容。因此一切经济问题首先都应以市场强制而非行政强制来解决。例如节约能源也应靠汽油价格上调而非车牌十日制限行。汽油主要用于乘用车,对物价的波及效果小,急需时只要缴纳高额汽油税就能按需使用。颓废娱乐产业也应以提高税率、加强征税等经济手段规制,而不应以卫生检查等行政管制来应对。以市场强制代替行政强制,经济官僚会失去其中妙趣,但身为公仆的官僚须铭记,市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将因此得到同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