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点可以成为划分美术史时期的便利分界点。但这一时点超越了单纯的便利划分,也与20世纪绘画与雕塑的革新性变化过程相吻合。视觉艺术进入了截至1939年战争爆发时都难以预料的新方向。 本文拟将这一时期之后的现代美术称为“后现代”。战后的这种美术,若稍作夸张地说,尝试了当时前所未有的新表现方式。当然,其根基确实建立在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主义土壤之上。后现代美术如同风格主义或巴洛克完成期的情形那样,潜藏于20世纪初的文化脉络之中,但在某些方面开发出了更为确切且有趣的表现样式。当然,严格意义上讲,那并非新的发明,而不过是将既有观念作了极端化的表达。 如此扩大或缩小既有样式,必然给美术与美术家带来巨大冲击与不和。首先成为问题的是美术家自身的社会地位。在现代美术于世界最强资本主义社会美国显著繁荣的同时,所谓美术家开始被视为向奢侈品市场投放某种商品的人;当受到市场大众机制关注的不是美术作品而是美术家本人的个人情况时,画家和雕塑家便无法抵御把自身的人性存在乃至作品都变质为市场商品的诱惑。美术家一方面强调美术家的个体尊严,将这种个别性或独一无二性作为作品主题;在此情形下,独创性的神话与商品“新东西带来的冲击(新商品)”的逻辑独特地纠缠在一起,从抽象表现主义开始,到集合艺术、波普艺术、色彩绘画、光效应艺术、动态艺术、极简艺术等等潮流令人目不暇接地涌现。 然而,当美术遭遇质疑,在努力发现美术所能做之事的过程中,现代美术家得出的结论最终是“美术几乎无能为力”。不仅有由画商—评论家体制构成的商业机制的威力,而且当美术作为已可与体育并肩的国家间和平交战手段而凸显时,国家开始赞助并操控美术,美术由此陷入持续的长期混乱,最终美术除了自我陶醉的角色之外别无所许。 不过现代美术至少在一个方向上取得了明显进展。美术正逐渐削弱其可被占有的性质,似乎正在变为一种顺应观者内在、心理变化之连续运动的单纯媒介。由此看来,美术的性质可以视为:通过尊重“一切感觉的扰乱”这一浪漫理论与技术工程学,最终使浪漫之物与工程学彼此试图携手。而这与画商—评论家体系或其他有限制度的惯例便不再相容。 这正是现代美术自身进程所带来倾向的现实归结。现代美术自1918至1939年间从部分知识阶层起步,缓慢而稳步地扩大了其接受阶层与领域。它甚至获得官方支援,接触到更多的人,因此以往美术所具有的隐逸性格逐渐被压制而不得不让位。这种倾向首先立足于抵抗波普艺术传统的年轻人,以及作为个人购买力有限但整体上拥有巨大购买力的庞大大众。为顺应这一庞大大众的经济与文化生态,美术作品必然只能转变为与大众身份相称的东西。边缘的艺术逐渐对抗中心圈的美术,并以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速度加速冲入中心圈;同时新观念从先导性艺术家直接向大众文化转移的倾向得到强化;同时怪异的美术亦被作为一种过程加以接受的风气得以形成;美术越过中年层与中产阶层传达给大众的方式正在逐渐变化。 考虑今后美术的一般展开态势,美术必将从极端的主观性向相对的客观性移动,从几乎可称傲慢的手工倾向向成系列制作的物件转变,并从对技术工程学的敌意转为对技术工程学的共鸣。 然而就现状而言,美术仍处于与时代并行或落后于时代的境地,绝未走在时代之前。引领科学技术性美术的作品似乎尚未诞生。结果是提出了问题却未能给出回答。这种缺陷或许正是衡量现代美术人性的尺度。 ◇国内译本=美津社出版 摘要:李英旭(中央大讲师·美学)
[照片] ◇爱德华·卢西·史密斯(Edward Lucie Smith) ▲1933年生于英国 ▲美术评论家·诗人·小说家 ▲代表著作:《法国绘画小史》《象征主义艺术》《现代美术的潮流》(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