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工资研究所 工资在支付方看来属于构成成本的费用,在领取方看来是生计费,对第三方而言则是劳动市场的价格。若说劳动三权的行使在于劳动者地位提升与生活改善,那么生活改善的方向即为工资。或许可以说,就当今劳资问题而言,工资部分主导着矛盾也不为过。其体系以美国的职务工资、欧洲社会的职种工资、日本所谓的社员工资(以员工教育与尊重人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一体感至上思维方式)等为主流。近来发达社会在信息社会的竞争中重视面向未来的效率,正处于从工资的社会性、企业性、个人性层面的量的扩大向质的充实过渡的过程,并寻求其逻辑上的协调。因此,对象的母体在于成果,认为只能从附加价值生产性业绩所带来的成果中获取,即成果分配工资概念。(劳动分配率50%左右,韩国银行企业经营分析) 韩国在经历农耕时代的主从关系与商业时代的金钱万能之后,未曾体验作为平等的人格独立,在要求协作的工业化过程中未能以智慧消化6·29的民主之风,各界各层的喷发失去自制,招致今日这般极端危机,汉江奇迹正缓缓落幕。正义褪色的劳资矛盾也成了其核心。领导层和专家要求对话与妥协,但对话是否因分论薄弱、总论过强的缺点而空转?妥协则给人以越过理解的鸿沟、以全有或全无的极端逻辑将无限斗争作为目的之感。新的一年里,尽管当局称其为非法劳动团体,但去年正式启动的“为团结的大企业工会会议”将作为实力派登场。 泥田斗狗般的前景令人担忧。若说经济在于民间投资与消费,在这样的环境中谁能获得投资的勇气?中小企业更无立足之地。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韩国工资制度在支撑产业发展逻辑方面的开发与发展确实被推后了。可以说,这是在军事政权时代增产、出口、建设的旗帜下,民族资本培育政策更加速了这一点。工资的制度性确立无论如何都是工业社会中绝对不可回避且紧要的课题。事实上,虽说过去三年工资众说纷纭地飞涨,但劳动者的生活不是仍在原地踏步吗?不禁要反问,这是为谁而进行的工资斗争。即便看日本的情况,6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诞生了年功序列、终身雇佣、企业内工会这所谓新版三种神器,以70年代石油危机为契机确立并发展了重视年功的工资人事制度,进入80年代则接纳了延长退休年龄、老龄化、男女平等、废除身份(差别思想)等多样的信息社会。就此意义而言,日本的工资研究中心将工资理论集中起来,为劳资安定与经济发展留下了贡献。 ◇引入年薪制的时机 希望劳资从附加价值这一视角出发,赋予劳动者监察权,在理解的基础上确立工资决定标准与合理制度,从而同时抓住提高企业收益性与提升劳动者生活水平这两只兔子,为和合作出贡献。为免犯亡羊补牢之误,期望政府当局对此类研究机构进行果断投资。1989年5月6日KDI(韩国开发研究院)的《工资与国民经济》研究报告中也曾提议设立国家工资委员会。这是燃眉之急。经营界一隅近来议论年薪制度,乍看似简单,但在按时计酬、作为契约社会的成熟度、技术保障的惯例,尤其必须重视员工归属精神的韩国社会,难以满足经营与劳动的多样性,因而据我所知并无一顾之价值。 补充一点,日本也曾多次尝试,但以失败告终。虽有不足,在共鸣中共同生活的社会才是富足的社会。 ◇修订劳动相关法 劳动相关法在处理韩国劳动问题时,劳资双方在经验过程中会发现诸多矛盾之处。也就是说,劳动相关法与国民收入5000美元的工业社会不相称。据了解,上次修订时未经充分审议,劳资双方均主张予以纠正。作为开放与民主的劳动法令,即便不一一列举,在经营权保障等方面仍有许多不足。应忠实于商法。劳资权利与义务的明确性、法的实务性行政如此,劳动圈的政治活动禁止或许出于韩国的特殊性,但这种认识是其他国家找不到先例的落后性,其精神至少不应阻断作为劳动者的自身参与,或以非工会身份作为劳动者参与的功能。 但向工会会员征收政治资金,或未经同意将工会基金挪用于政治资金,必须绝对禁止。越快越好,如此才能在国民层面形成共识并重拾活力。 ◇设立劳动审判所 今日的劳动问题是1000万劳动人口的问题。虽有专门处理劳动事务的劳动委员会,但移交司法机关后常出现不同判定,这源于现实与学术法理论之间的脱节。例如心证充分而证据薄弱……或专业性上难以理解等情形。因为我们需要符合现实的专业性的合理统一。 其次是判定的迅速性。在今日的信息社会中,若一审自事件发生起耗时一年以上,岂不算事后开药方? 工资研究所的设立、劳动相关法的修订、劳动审判所的设立,作为劳资和合的工具确有必要,故予强调。
1991-02-23 | 金亨洧
[投稿]为化解劳资矛盾的紧急建言金亨洧(韩国KDK(株)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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