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2-17 | 安淳權

成功的经济·失败的经济 日本模式与南美模式…可学与当弃 <7> 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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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经济陷入衰退泥潭的众多原因中,不能漏掉选错经济开发模式这一点。 与韩国、台湾等亚洲新兴工业国(NICS)自60年代起推行出口导向政策、迈入发达国家门槛形成对照,南美至少到70年代初一直把进口替代产业扩张政策奉为金科玉律。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登陆南美的时期远可追溯到20年代和30年代。在一战余波中已感到自主工业化必要性之际,又因大萧条而与世界市场隔断的南美各国,只能作为一种自救之策,以丰富资源为背景着手实现进口商品国产化。 如此先建立桥头堡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全面渗透南美全境是在50年代。其中,普雷维什、普雷塔多等所谓结构论者的理论支撑起了决定性变量作用。 他们指出,南美经济整体停留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度过高。出售价格低廉的农产品、矿产品而非附加值高的工业品,这种贸易结构迫使国际收支长期逆差,耗尽经济发展所需的国内储蓄。因此对南美经济而言,从根本上减少消耗宝贵外汇的工业品进口的进口替代产业化最为有效,这就是其逻辑。 他们的主张在当时饱受美国等发达国家原材料业界价格操纵横行之苦的南美各国被视为极具说服力,进口替代战略遂成为南美经济政策的主流。 其中政治逻辑也起了作用。巴西有力日报圣保罗页报论说委员卡洛斯·隆戈(57岁)表示:“50年代南美积极推进工业化,也有依靠劳工势力执政的阿根廷庇隆政权、巴西瓦加斯政权图谋扩大作为其票仓的劳工阶层基础的因素。” 无论如何,经济学家普遍评价,从30年代到60年代,进口替代战略在中南美相对取得了成功。在中南美并列为工业国的巴西与墨西哥,1948年至1961年年均增长率超过7%。可以说传统农业国在约30年间过渡为工业国。 然而进口替代产业化战略自60年代起暴露出严重局限。原因是制造业的国内需求有限,加之工业品生产所需资本品只能完全依赖发达国家,存在结构性问题。同时,由于筑起进口壁垒保护国内产业,企业家意识不重视提高生产率而急于守住垄断寡占利润,这也是大问题。 而且南美各国在推进进口替代战略的同时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跨国企业。这是为弥补资本、技术、经营能力不足的举措。 问题在于给这些跨国企业的活动半径放得太宽。巴西的情况是,1972年跨国企业竟占据资本品生产部门十大企业资本的72.3%,这是其代表性事例。就此,阿根廷爱德华多·科内萨教授(贝尔格拉诺大学)指出:“声称摆脱国际收支不安、追求自主经济发展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随着时间推移反而加深了南美经济的对外依附性,产生了这种讽刺。” 随着外国资本在南美的支配加深,理所当然地出现了以跨国企业等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力量集中现象。由此,开发所得财富的分配更加扭曲,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 实际工资下降、收入被剥夺的劳动者抗议日益激烈,为压制这些抗议,权威主义军人独裁登场。 64年通过政变执政的巴西军事政权大幅接受出口主导增长论,预示南美传统的进口替代产业扩张政策已到修正阶段。 结果,在被称为“巴西奇迹”的1968年至73年间,出口每年平均增长达25%,年均经济增长率也创下11.5%的惊人记录。 然而这种高速增长这次又扩张了出口部门、萎缩了内需部门,加深了畸形的部门间不均衡,产生了使因跨国企业掌控制造业和长期持续的垄断寡占体制而变得脆弱的经济体质进一步弱化的副作用。 由于这种产业结构的畸形性质,一旦国际经济陷入衰退便立即扩散至整个国民经济,同时患上外债增加的痼疾。这正是南美经济在80年代初世界经济萧条期被整体推入外债危机的背景。 南美国家为何未能像亚洲NICS那样从工业化初期就把目光转向海外市场?对此疑问,圣保罗州产业联盟经济部长鲍里斯·塔瓦科皮(55岁)表示:“这一点我们也感到遗憾。但那终究是从韩国立场出发的结果论。对南美而言,国土太广阔、天然资源太丰富,难以从工业化初期就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巴西 安淳权特派员 [照片]◇巴西成为世界最大外债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进经济效果受质疑的大型项目也起了一份作用。图为巴西投入总工程费185亿美元、历时18年建设的伊泰普大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