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全国笼罩在疑云漩涡中的“水西风波”,最终只留下无数疑点,正如其名一般“过水而去”。可以说,以韩宝集团会长郑泰守为首的政—财—官勾结剧本,随着检方的剧本式侦查而落幕。 大检察厅中央调查部16日以对韩宝集团会长郑泰守、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吴龙云等5名相关议员及前青瓦台秘书官张炳朝等2名公务员作司法处理为限,结束了水西地区宅地特惠供给疑案的侦办。 当然,检方为消除国民疑虑,看来也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尤其在事件初期,由于韩国监查院先行介入该事件,检方在事前旁证资料收集上不得不备受困难。 事后才扩大参考人范围 然而,尽管创下宪政史上首次一次性拘留5名现任议员的“大纪录”,此次侦查仍被评价为不足以洗清国民的疑惑。 将该事件定性为由前青瓦台秘书官张某个人层面的不法与施压所推进的事案,正是其表现。同时,为了包装得像样,检方传唤调查了前任与现任首尔市长,15日晚还将副总理李承润、前民自党政策委员会议长金龙焕、民自党第三政策调整室长徐清源、金润焕议员(民自党)等4人传唤至三清洞安全屋进行参考人调查。至少从表面看,在一般国民眼中或许会显得像一部出色的侦查剧本之作。 但此次水西事件侦查,尽管检方公开宣称要贯彻没有禁区的侦查,却留下了诸多问题。 此次侦查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事件成因查明不足、侦查程序上的疑点,以及结案时的含混之处。 在野法律界指出,若要真正查明该事件的起因,首先应把刀锋对准:本不属其分管的张秘书官为何专门负责水西地区宅地特别供给这一经济民愿事项,进而又是如何得以调动国会、建设部、首尔市乃至执政党与在野党。 涉及政党部分不了了之 然而,民自党主导的党政会议(由当时政策委员会议长金龙焕主持)由谁召集、起了何种作用,并未得到清晰侦查。即便在野党无法忽视民愿,平民党以总裁金大中名义发出民愿处理请求公函的经过,也是含混之处。金润焕议员曾称“青瓦台某首席秘书官致电吴龙云委员长,要求处理水西民愿”,而仅凭当事人的否认性陈述便将这一部分掩盖,这将成为永远的疑点。至少应当明确说明这是金议员为博取人气的爆料性发言,否则一开始就应当对包括前总统秘书室长洪性澈在内的相关首席秘书官们至少进行参考人调查。 侦查程序上的疑点也不少。对于此前与检方两度交锋均未落败、分别取得判定胜(矿业振兴公社社长不法案简易起诉)与KO胜(第五共和国不法案,不予起诉)的郑会长,为何在事件初期不立即传唤,从而招致放任销毁证据的质疑?不仅如此,侦查人员将郑会长从汉阳大学附属医院转移至新罗酒店加以看护一节,在在野法律界被认为是为事先编排侦查剧本、统一口径。 更大的疑问在于,以不供认行贿事实而闻名的郑会长为何一一坦白,这使疑问进一步放大。当然,这一部分也可以说部分源于郑会长为避免企业倒闭而改变态度。 只有国会议员腐败、行政部门官员清白这样的侦查结果,一般国民是否会如期望般相信,也令人怀疑。因为宅地供给的游说通常以相关公务员为中心展开。只是检方顾及这种疑问,以收受1000万韩元贿赂嫌疑、且是两年前的事由,把建设部国土计划局长李圭煌牵连进来,这足以招致“凑业绩”的批评。 结案过程也有几处令人不快之处。难免给人一种早早就把涉嫌收受贿赂的国会议员定在5名左右,然后才着手侦查的感觉。 炮火只集中于议员 从国会议员的活动脉络来看,将水西事件与牙山湾填海这类多少散发着腥味的事案,只与5名国会议员相关联来处理,实在有许多不能令人释然之处。 事实上,侦查初期侦查相关人士带有自嘲意味的说法——“此次侦查的司法处理对象与范围将由郑会长和前青瓦台秘书官张某决定”——竟一语成真,足以招致一般国民批评此次侦查只停留于政治性侦查。 此外,检方称李元济议员通过权鲁甲议员将2亿韩元作为平民党党费转交,也让人怀疑这是政治性侦查的收尾。 未能查明勾结实体 结论而言,一般看法是:检方在危机意识之下——若无限度地深挖政—财—官勾结剧本,甚至可能导致政界崩局——甘愿承受形象受损,以折中方案制造出“国会—请愿议决”“建设部—法律解释”“张秘书官—外部压力”这一简单公式,随后把案情套进这一框架匆匆结案。 尤其此次事件并非单纯的宅地特惠供给层面,而是▲公寓高价时代的弊病▲白领阶层无意识的住宅组合投机▲职业公务员推卸责任▲政界结构性腐败等交织而成的综合弊病产物,因此检方的侦查结果显然会让那些“毕竟检方还是可信的”的一般市民对第六共和国检方感到失望。【郭永吉记者】 [图片]◇水西疑案的当事人、韩宝会长郑泰守在检方接受两天通宵调查,出人意料地爽快供认行贿事实,14日夜间被执行拘留令。【崔钟昱记者】
1991-02-17 | 郭永吉, 崔鍾昱
调查范围与内容“果然未越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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