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2-11 | 서울경제

[社论] 准租税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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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韩国经济研究院调查,我国企业所承担的准租税负担高达年营业收入的0.71%(89年),有人指出,企业因此在设备投资等资金筹措上也遭遇相当大的困难。 如果把企业相对营业收入的利润率视为10%,那么企业承担的准租税相当于其利润(所得)的7.1%;对于营业收入利润率(所得率)为5%的企业而言,则相当于以其利润的14.2%的金额充作准租税。法人税率约为其利润(准确地说是应税所得)的30%,因此对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的法人企业来说,准租税负担约达法人税负担的一半。 关于准租税的具体定义或范围,实定法上尚无规定。但迄今一般被认可并使用的准租税,指的是虽非税法上的租税、但实质负担内容与租税相同者,大体上按其负担的他律性与自律性,分为公课金性准租税(协会费、红十字会费、出口振兴基金、石油事业基金等各种基金的负担金,以及为税务申报等所需的税务协助费等,多达30种以上的负担金)和捐赠性准租税(灾民救助捐款、新村运动事业捐款、援护捐款、教育奖学捐款、慈善捐款、国防捐款、体育捐款、帮助困难邻里捐款等)。 从各种负担金的性质看,国民的负担不可能全部只靠租税。协会费自不必说,垃圾清运费、道路工程费等各种受益者负担金,与让全体国民按各自经济能力承担相比,按各自“受益程度”由受益者负担更为合理妥当。 但基于以下诸多理由,准租税的范围和规模应尽可能缩小,这才是可取且正当的。 第一,全体国民的负担应尽可能按其经济负担能力准确分配,而实现这种“依能力负担”最准确的手段就是租税。例如国防捐款、体育捐款、新村运动事业捐款等,虽属国民理应承担的性质,但理应由全体国民按自己的经济能力(租税负担能力)承担相应份额;以捐款或赞助形式在没有准确标准的情况下随意承担,既不合理也不公平,有时还会伴随各种副作用。当然,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异,有人愿在特定领域(国土防卫、新村运动事业等)比一般租税负担率承担更多,对此多捐一些款项也无须刻意阻止。 2 但坦率地说,不能说今天企业承担的巨额各种捐款或赞助完全不带强制性。灾民救助捐款、帮助困难邻里捐款等属于并非每年持续发生、而是临时或偶发产生的费用,难以计入平常的租税负担,这些暂且不论;其他捐款则应尽可能缩减或废除,只把必需的最低金额吸纳进正常的租税负担之中。 第二,准租税中除捐款之外,还有一些并非依据获得国民(国会)同意的“法律”而征收的项目,且其使用大多完全不接受国民的审计。例如近来因国会议员受贿出国旅游而引发风波的出口振兴基金负担金(由韩国贸易协会征收),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依行政部门(商工部)的命令征收;而所有捐款均被排除在国会预算审议或审计对象之外。在法治国家,不依法律而强制国民承担巨额负担是不可能的;在民主国家,未经国民同意或监督便使用国民负担金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承担准租税的国民往往产生被掠夺感。即依法律规定承担租税时,全体国民按同一标准准确地依能力负担,其金额也能自行计算;而准租税则会有客观标准之外的因素起作用,因此常常出现不得不承担的情况,由此产生被掠夺感和不信任感。 第四,准租税常被浪费或挪用于目的之外。最直接的例子是此次成为风波对象的出口振兴基金竟被公然用作贿赂、挪用于犯罪行为;过去新村基金被挪用的事实,更是作为第五共和国腐败的核心因素激起了国民的愤怒。 最后,想提醒左右国民负担的有关当局注意的是,韩国经济研究院调查中未能计入的“地下准租税”规模极为庞大。即各企业承担的、与租税不相上下却既无法公开、在应税所得计算上也不被认定为费用的捐赠费、招待费、机密费等变通性支出过多,这撇开形式上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不谈,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当局应承认其为国民负担并据此制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