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2-04 | 崔南洙

“官治金融”旧习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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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自由化的水流被逆转,官治金融的旧习正在复活。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已迫在眉睫,为在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中存活下来,通过国内金融产业自由化与责任经营来强化竞争力已成为紧迫课题,但政府的自由化口号仅停留在口头,反而日渐褪色,官权与他律抬头。 官方越出健全的“间接监督者”范畴,对金融机构人事与经营的积极介入反而不断加强,出现倒退氛围。 财务部、银行监督院等金融当局对银行高管人事的广泛干预就是典型事例。 本月19日起银行定期股东大会季节即将开幕,金融当局方面为打破安于现状的银行经营格局,流出“即便是首任也不保证连任”的“威慎性发言”;而银行经营层与其等待对经营业绩的评判,却在察看官方意向,忙于寻找能保障升迁的“外部门路”。 有人指出,只要金融当局不论以何种理由都将直接介入“民营企业”银行高管人事的意志加以显性化,金融界那种攀附权力周边“更硬关系”的高管才能高升的根深蒂固的官权人事风气只会进一步加深。 近期对各银行下达的减量经营指示,以及银行职员所排斥的现金运送公司的设立,也是官治金融复活的另一例证。 在金融机构之间竞争预计加剧的形势下,政府为增强银行体力而引导经营合理化是值得肯定之事。但逐条指明减量经营方案,并要求依此在特定时点(1月末)前提交中长期计划,则被指为超越“经营指导”的“经营介入”。 另外,去年12月在财务部主导下向12家银行募集50亿韩元,设立专营现金运送的公司(株)韩国金融安全,随后在该公司为出自特定机构的人士安排“职位”,也充分显示了官方对银行的统制。 目前金融当局意图对银行内部经营及人事施加“影响力”的基本视角是:银行并不具备将当前局面判断为危机、自行削减冗肉的自律能力。 考虑到银行长期以来在官方围栏内浸染他律惯性的实情,金融当局的这一认识部分具有合理性,这是事实。 但占主流的看法是:如今从结者解之的立场出发,官方应回到间接监督者的位置,并努力保障好不容易开始的银行自律权扩充,这才是正确的政策步伐。 在这一层面上,要求官方在银行高管人事上果断收回“介入之手”,并通过近期金融发展审议委员会曾讨论过的银行内部行长推荐机构(由前任行长、常任及非常任董事等担任委员)等途径完成高管选任的呼声很高。此外也有人指出,经营合理化方面监督当局只应提出基本原则,事后评估减量经营成果,在增资、分行开设等许可审批时区别对待,实现向间接引导方式的政策转向。【崔南洙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