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1-26 | 鄭英一

韩国经济课题与选择 国内外专家的新年诊断与处方 >11·完< 农业的结构改革 郑英一 <首尔大教授·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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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围绕所谓NTC(非贸易功能品目)的选定反复进行无意义拉锯的政策当局,在进入新年之际,作为将重启的多边谈判的新牌,把去年10月最初方案中所含的15个NTC缩减为大米等极少数品目,以更现实地应对乌拉圭回合,并借此缓和以追究谈判破裂责任、追加要求开放市场而来的韩美通商摩擦,作出了战略修正的决定,农民的不安和危机意识因此更加高涨。 除此之外,作为1989年BOP(国际收支)谈判结果所带来的分阶段进口自由化措施的一环,今年起开放的香蕉进口量仅一周便达到相当于去年全年引进总量20%的5000余吨;在年初假日都要召开由总统主持的紧急经济长官会议这般严峻的物价不安之下,政府大米价格的追加下调以及牛肉等进口数量的扩大,必然又会成为惯例菜单上的牺牲羊——这是我们的经验。 在这样雪上加霜的困境中,农政的立足之地与前行之路应如何设定?更何况并非应急对策、而是追求强化农业体质的结构政策,其地位很可能大幅萎缩或后退。然而,重温“越忙越要绕道”的古谚,本文仅就几个问题的核心加以指出。 首先是形势认识与用语问题。一言以蔽之,今天的韩国农业正处于仅凭旧有固定观念已无法应对新条件变动、要求根本转换思路的危机状况。既然我们所乘的旧小船已驶入台风与浪高极大、难以期待顺航的大洋,这就是我国农业的处境,那么唯有汇集众智、造出能够承受险浪的崭新坚固之船,才是在开放经济中救活我国农业的道路。 为此的结构政策,不应仅停留在应对统一稻过剩或时而出现的辣椒、大蒜价格波动的局部“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层面,而应从果断清算质性零细经营框架的根本性“结构改革”(structural reform)乃至结构改善的视角来加以接近。 其次,需要正确认识到:结构政策的出发点应在于恢复被极度扭曲的价格机制的功能,而政府的作用应限于营造使市场机能得以顺畅发挥的条件和财政支援。换言之,政府应着力于制度改善与条件创造,使生产者不是依赖补助或恩惠,而是通过自助努力顺应新的需求模式、以低价供应安全优质农产品,从而形成竞争体制;并应防止因意图代替民间商人角色的盲目市场干预而造成的社会浪费。在此意义上,粮政改革构成农业结构政策的大前提。 第三,我国的农业结构政策应以构成农业骨架的谷物生产部门的基础整备事业为主轴推进;必须指出,若过分强调农外收入、替代作物开发或扩大出口农业等次要部门的作用,则有掩盖问题本质的危险。令人惭愧的是,包括水田旱田耕地整理、交换分合、排水改善及旱田灌溉在内的农业用水开发水平,超越体制差异而言在东北亚圈内最为落后;若按当前趋势发展,这种农业生产基础的落后性在20世纪内没有大幅改善的前景。造一艘坚固的新船必然要花钱,但关于财源筹措和事业的波及效果,需要的是宏观、长期视角下的深思与决断,而非近视眼式的判断。 在除日本之外所有先进国家都绝不轻视国内谷物生产的今天,对国际现实的含义应有更深刻的省察。 最后要指出的是,那种认为再过10年乃至20年农村人口过剩将自然消解、旧的零细经营问题得以解决、农业结构将大幅改善,因而问题只在于如何度过这段过渡期的荒诞乐观论,是不负责任的。这种看法实际上与在我国社会身处负责地位却对农业理解不深的人们之间形成错误常识的“农业人口5%论”一脉相承。若期待在农村婴儿哭声断绝、分校空空荡荡、剩下的少数继承者也不得不离开故乡的状况再持续10至20年之后,国民的基本粮食仍能在国内低价生产,这岂非缘木求鱼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