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的新突破口必须靠科学技术来开辟,这一点不容异议。既因为韩国经济正从以往依赖低工资劳动力供给的量的成长阶段迅速转向依赖高工资、高技术的质的成长阶段,也因为世界经济正步入“技术战争”时代,为克服技术殖民地的危机亦然。因此,强调技术革新主导型成长的呼声日渐高涨。 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指出只是声势喧闹而缺乏实质内容。即目前只有应然论或总论式的议论热闹,却没有具备具体分论的体系化实践论。各部门之间、各机构之间的地盘之争,技术人员与博士的挖角过度竞争,对苏联科学技术的竞争性接近,争夺预算的竞争,呈现出权力游戏或零和游戏的样态;为赢得这场游戏而偏重宣传导向、炫示导向的活动,反而阻碍了现场踏实的技术革新,同时只是提高了发达国家的警戒心,使技术引进更加困难。 尽管强调振兴科学技术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和企业的科学技术投资却相对在减少。科学技术预算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从1988年的2.9%降至1989年的2.3%,1990年度科学技术预算增长率也远低于整体预算增长率,政府与民间的投资比例为25比75,政府比重锐减。曾一度提出要把世界剩余金转为科学技术投资的说法也悄然消失。喧闹一时的“尖端技术开发七年计划”和“科学及产业技术发展基本计划”似乎也在悄悄收尾。 各企业也因比起长期技术投资更想靠轻松的奢侈品进口、房地产投机或流通部门赚钱,自1988年以后研发投资相对减少。如此一来,这里也难以避免空罐现象。这是继证券空户化之后的技术空罐化危险。现实中一边相对削减科学技术投资,一边只强调2000年研发投资占GNP 5%这一遥远目标值,看到这种景象,令人担忧科学技术振兴论并非韩国经济的新突破口,而是被当作新的逃避口。 为克服韩国科学技术的危机,一言以蔽之,笔者认为需要“科学技术文艺复兴运动”。首先需要建立国家层面的科学技术政策体系。有人指出,如今虽有各部门的科学技术政策,却没有协调、整合各部门主管事项的国家科学技术政策。 归根结底总统必须亲自出面,应设立直属总统的常设机构“国家科技委员会”,并需提升科技处的地位。必须克服当前商工部及企业方面以需求为主或以现场为主的路径,与科技处及学界以供给为主或以研究室为主的路径之间的错配现象,创造出其良性循环机制。 在KS&Tech从模仿走向应用、再进入创造阶段的过程中,政府应制定超越出口支援的划时代支援措施,并有效利用与苏联的科技合作,再以三边反弹方式将其与美、日相连接,展开战略性技术外交。 国家应把政策的最优先置于振兴科学技术,即使火烧眉毛也要以贯彻到底的历史性意志,掀起科技文艺复兴的清新新风。 若科技振兴政策站在回避或绕开社会经济改革的层面上,绝不可能成为文艺复兴式的新风。相反,只有把社会经济改革之风与科技振兴相连接,才能掀起新风。例如,与外国大企业在特定专业产业部门全力投入的经营体制相比,以韩国财阀章鱼足式的经济体质,能跟上技术革新竞争吗?事实上技术多以生产现场的改良、应用积累形态推进,而在家族企业的自上而下体质中,“现场的逻辑”如何得以贯彻呢?(在外国的大企业,工人在现场不是单纯劳动,而是在思考,并且已建立起思考→创意→革新的体系。)此外,国家应从改革层面大胆推进将投机资金吸纳为研发投资的政策。在近来通胀加剧、持有房地产的吸引力再度增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归根结底,为实现科学技术文艺复兴,除草根民主主义外还需要“草根科学技术”概念,而为实现草根科学技术,重要的是把科技政策与社会改革相联结。也就是说,通过把韩国资本主义道德性的恢复与技术文艺复兴相连接,谋求从新兴工业国向新兴技术国的转变。 同时还需要振兴国民的“科技心态”。科学技术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在以博士为导向的社会氛围中,现场技术难以成熟;在偏好高学位的社会氛围中,实验室的奇迹难以发生。因此科学技术文艺复兴也是一场营造以实力、实绩为主的理性社会氛围的运动。 为实现科技文艺复兴,不妨发起的不是国防捐款,而是“科学技术振兴捐款”运动,并应朝着以牺牲轮替升华为全民运动的方向发展。在拥有全民国债偿还运动传统的国家,兴起全民科学技术振兴捐款运动是理所当然的。若裁军得以推进,可将其中相当部分转用于这一运动。笔者此前已主张过规模20万亿韩元的“技术版新政”。政策应是事先预做准备的。火烧眉毛才手忙脚乱,别处再起火又悄悄转向那边,这实在令人为难。
1991-01-22 | 서울경제
韩国经济课题与选择 国内外专家的新年诊断与处方 >10< 科学技术开发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