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01-20 | 서울경제

[社论] 举手投降的农业开放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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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突然改变此前不开放国内农业市场、最大限度坚守的态度,决定尽可能最大限度开放市场。直到去年年末以失败告终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时,政府提出的开放例外品目(非贸易功能品目)还多达大米、大麦、大豆、玉米等15种,农业补贴削减的宽限期也定为7年。其用意是重要农产品当然不开放市场,而被排除在外的开放品目也将补贴削减期限尽量拉长,以避免一次性开放的冲击。这并不是要开放农业市场,而是尽可能不开放。然而这样的政策不到一个月,就将开放例外品目缩减为大米、大麦等一两种,补贴削减宽限期也事实上予以撤回。这意味着除大米和大麦等一两种以外全部开放,说明开放战略已彻底改变。 政府开放战略如此突变,直接原因大概可以说是美国的不满与压力。我们向美国市场出口大量商品,若说农产品不开放市场,报复显然会随之而来,可我们仍一直反对美国的开放要求。但如今政府认识到再也无法坚持那样立场的严峻现实。若从一开始就充分了解这种情形,本可避免如此彻底翻转开放战略的拙劣局面。然而政府却愚顽地以为只要尽量增加开放例外品目就行,结果令人哭笑不得。这是对形势的严重误判。既然如此,也就等于说开放战略的变更是因为一开始就错了,才不得不改。 开放战略反复无常,充分表明政策当局对开放毫无自信,甚至连政策的基本方向都未能确立。对开放没有自信尚可理解,但若连坚定的政策基本方向都未能确立,则实在无法理解。正因如此,政府的农业政策未能获得信任,一旦遇到农民强烈的反对开放,就只能忙于安抚农民地拟定乌拉圭回合对策,恐怕正是如此。 2 开放战略的大幅变更意味着最大限度不开放市场这一战略的失败。因为为了保护和挽救国内农业,必须承受比由此所得利益更大的报复所带来的出口损失。尽管如此,此前政府的战略几乎盲目地坚持拒绝开放的姿态,并相信那是最有效的农业对策。因为这也是挽救缺乏竞争力的农业的唯一途径。从这一意义上说,以往的回避开放政策正显示出我国农业政策的局限,也说明再没有更积极的政策。政策制定的条件正在变化,政府却一直追求无事安逸。 反过来说,积极开放反而可能意味着并非放弃国内农业,而是拥有相应积极的对策。这一点可以从日本的情况中看到。既然回避开放的战略无成功可能,就应从一开始缩减开放例外品目,努力取得谈判对手国的理解,确保谈判必定成功。同时必须推进强化开放品目竞争力的对策,以及积极谋求替代品目的开发与出口化的政策。只有在有信心这样做时,开放战略也才能自信地制定。因此,缩减开放例外品目并不是放弃国内农业,而应意味着农业竞争力的划时代提升和韩国农业向新面貌的转变。 既然在开放战略上已作出了如此程度的让让,政府就应尽最大努力守住这一底线。但现实并不总能如愿。将开放例外品目减至大米等一两种的开放战略,在国际谈判场上能否被原样接受也值得怀疑。因为大米市场的开放恰恰是主张开放农业市场的美国最为关注的品目。而且与我国处境相似的国家也不多,因此能在多大程度上如我所愿尚不可知。最坏的情况下,我们甚至要考虑到完全开放例外品目一种也不被认可的状态。即便如此,现实是我们无法拒绝乌拉圭回合谈判,也无法离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但即便在那样最坏的状态下,我国农业也必须能够生存下来、必须能够继续走下去。 开放例外品目的最小化与最大限度的开放,要求相应积极对策的谋划。如果这样的政策方向转变并不意味着韩国农业的消亡,那么政府就必须提出所有农户在这种开放之下也能生存的具体道路。韩国农协应以农协自身的方式,为每一个农户谋划自救之策。那必须是能够完全消除农民不安的举措。然而政府在制定最大限度开放战略的同时,对这类对策却未能提出任何像样的方案。政府应尽早为农民提供在开放之下也能生存的道路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