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会为宽阔畅通的道路以及古色古香的欧式建筑的雄伟而赞叹。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总统官邸。这座三层建筑漆成粉红色,因而有“卡萨罗萨达”(粉红屋)的昵称,前有五月广场、后有哥伦布广场这样的市民公园环绕,更增添了国民的亲近感。 然而,就在总统府旁边,一座地上20层的庄严灰色建筑巍然矗立,气势仿佛俯视着最高统治者的官邸总统府,那正是阿根廷军方的象征——陆军本部大楼。 1990年12月3日,这座大楼在约三年后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当天凌晨3时30分,约50名武装军人一边扫射机枪一边占据了这一军方大本营,与政府军对峙17小时后最终投降。这是1987年以来对阿根廷民政捅刀的第四次军方叛乱事件。 若不排除阿根廷这种军方的强大地位和露骨的政治干预,就绝无可能理解充满不安与混乱的南美政治史。 据统计,1960年至1980年间,中南美仅成功的军事政变就发生了28次。一言以蔽之,在中南美,军方干预政治不是例外现象,而成了日常之事。军事政权在南美最为猖狂的是60年代和70年代。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1966年阿根廷翁加尼亚军事政权登场、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政变等即为代表例子。 这一时期军政的特征首先是持续时间极长。巴西自1964年至实现向民政移交的1985年,长达22年;智利自1973年至1989年,长存16年。 那么,军方为何能如此执著地作为执政势力凌驾其上呢?对此给出的答案有:▲部分政治军人的掌权欲▲美国对亲美反共政权几乎无条件的支持▲南美军方对60年代初古巴共产化冲击的过敏反应等。 就此,巴西权威日报《圣保罗页报》记者罗贝托·科埃略(41岁)指出:“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击溃正规军这一事实,使南美军方认识到对内安保的重要性,从而把干预政治视为自身的义务。” 另一方面,阿根廷政治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博士(前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54岁)提出了如下政治经济学观点。 “南美之所以频发军事政变,原因在于经济开发阶段产生的社会与政治紧张。要从工业化初期的进口替代阶段迈向重化工业化阶段,需要大规模国际资本与技术。要引进这些,社会稳定是必需的。把国民大众引入政治场域的民众政治成了制造社会不安的障碍因素,因此军方与产业资本家、官僚、海外资本勾结,发动了政变。” 回顾南美军事政权之下美国跨国公司如获至宝般大展身手的历史时,这一观点似乎相当有说服力。 以这些内外政治、经济因素为背景如雨后春笋般上台的南美军政,共同展现的政策路线是“开发独裁”。 以刀枪推翻合宪政府,又为维持政权而对反对势力残酷镇压、惯行“肮脏战争”,军政必然面临“正统性危机”。 为挽回这一致命弱点而动用的统治意识形态就是高速经济增长政策。该政策在初期取得了极大成果。被称为“巴西奇迹”的1968年至1973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11.5%。 然而经济迈着兔步,政治却原地踏步乃至倒退,结果连领先的兔子也睡起午觉来。撞上极限的经济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一举暴露出外债、失业、收入差距、通胀等各种病理现象。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在应对石油冲击、外债危机等方面经济政策运作缺乏弹性,军方执政层贪腐等,军政的统治能力显现出根本性的局限。 加之受到因反感跨国公司经济支配而产生的“依附理论”,以及对抗美国政治影响力的逻辑——解放神学等刺激而觉悟的国民民主力量,不会对屡犯政治、经济过错的军政坐视不理。 于是,南美的军事政权在80年代一齐迎来了“退场时期”。 在已步入民主化轨道的南美各国,军方重新登场目前看来几近不可能。对于去年年末爆发的阿根廷军方叛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到的市民众口一词地谴责说:“这是要毁掉好不容易开始恢复的经济。”然而,1989年公投失败后卸下总统职务、现任军队总司令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去年7月在接受阿根廷某日报采访时说“若经济困难恶化,我不会袖手旁观”,圣地亚哥市民并不把这仅仅看作单纯的威胁,从他们的不安心理中,似乎看到了军政留下的另一道伤痕。
[照片] ◇曾以频繁政变把南美政治推入混乱的军方,至今仍在行使强大影响力。(照片为上月3日一度被叛军占据的阿根廷陆军本部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