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迎来国会一百周年的日本议会,出现了自60年代美日安保条约签订以来罕见的朝野之间叫骂与嘲讽交织的喧闹场面。 海部俊树政权与自民党为使自卫队得以派往中东而将《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提交议会,社会党等在野党随即齐声高呼“誓死阻止”。 在“国际反战日”的21日,驻日美军司令部所在的东京近郊横田空军基地周边,在野党与市民团体等2万3千余人聚集,组成长约15公里的“人链”举行反对示威。 在被认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日本大学校园,反对海外派兵的示威也蔓延开来,日本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反对集会和示威。 最终,自民党内年轻议员之间也发出反对声音,日本政府不得不悄然收敛。 在东京大学见到的研究生饼田秀行(27岁)说明反对理由:“把自卫队派往海外,既明显违反禁止这一行为的宪法,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愿再次参与战争。” 此外,在东京经营餐馆的久保田裕(42岁)称“不明白政府为何要走军事大国化的道路”,并主张日本应寻找在经济领域而非政治领域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道路。 日本国民对战争与军队的这种普遍反感,在年轻人对“并非军队的军队”自卫队的认识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虽然自卫队拥有世界第6位的军事力量、投入世界第3位的防卫费,但在日本国内的人气似乎并不高。 自70年代初以来,愿意加入自卫队的年轻人持续减少,自卫队总编制为28万人,而目前服役人数不足25万人。 甚至在管吃管穿还发零用钱培养了4年的日本军官学校毕业生中,有许多人拒绝入队而转投一般企业,这令日本的保守主义者深感震惊。 这既是因为日本年轻人的取向正朝着追求更自由生活的方向变化,但也不能忽视战败后有意识推进的文官化政策使军队在日常生活中的知名度极低,以及日本人对军国主义色彩反应敏感这一点。 日本人之间之所以强烈残留这种“战争·军队回避症”,只要回顾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时代便不难理解。 日俄战争之后势力显著增强的日本军阀与财阀相互勾结,膨胀侵略野心,而军费、战费扩大带来的负担则落到一般国民身上。 最终随着战败,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终结,但代价却只能由一般国民来承担。 事实上,日本能够重生为今天这样的超级经济大国,背景之一也在于战败后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凭借美军政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政策而得以专注于富国。 特别是美军政推行的废除军队、解散财阀、农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化改革,被评价为通过文官统治为日本经济注入了经济活力。 《日本经济新闻》论说委员小岛明在回顾昭和时代(1926~88年)的经济时回忆说:“美军政推行的一系列民主化政策,带来了收入分配平均化所致的社会稳定、国内购买力的提升(市场扩大),以及促进市场竞争所致的产业活跃,长期来看成为日本经济的活力与发展的基础。” 与此同时,战后日本政治随着官僚出身的首相登台,也开始追求政治稳定。以曾任驻英大使的元老外交官吉田茂首相为首,还有大藏省出身的池田勇人、运输官僚出身的佐藤荣作、商工官僚出身的岸信介等所谓“吉田学校”出身的大人物主导战后政治,实现了政治稳定。 然而,日本政治在内阁责任制下,各派阀以“分食”方式分配内阁要职,因此也多少包含着随派阀利害关系随时更换内阁等政局不稳定的因素。 尽管如此,日本社会整体之所以能在稳定中实现经济增长,是因为战后“官僚社会”牢固地扎下了根。 以通产省为代表的行政官僚,在薪酬相对不高的情况下仍抱有引领日本社会的精英意识,国民也对他们的能力与方策抱有信任感。 在通产省工作已第11年的资源能源厅企划调查课代理课长井上淳(33岁)自豪地表示:“我们不是靠单方面指示,而是通过对话与折衷,把一般国民和业界引导到合理的方向。” 如此,战后日本经济虽然是在外部压力之下形成的,但在彻底排除军方影响的同时,政治家、财界、官僚抱有一体感地协作,从而得以驰骋在增长的道路上。 然而,今天的日本由于是在美国的安保保护伞下实现了高度经济增长,如今已无法忽视国际社会要求日本也应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呼声。另一方面,日本也受到包括亚洲在内的许多国家警惕的目光,它们担忧保守势力促使军国主义复活。
[照片] ◇日本战后在完全排除军方的情况下,以政治家、财界、官僚为中心的文官体制为基础,驰骋在经济增长的道路上。(东京大学校内竖立着写有“反对开启海外派兵之路的新法”的大型标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