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所有人都能通过电视、广播、报纸这类大众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这世上就不会存在地下言论了。 能够表达意见和思想的广场,并不只在地下言论中才能找到。通过一些近乎令人费解的反文化的、有时伴随暴力的集体抗议,也能看到这样的姿态。不可忽视的是,在这种姿态的心理根底上,复杂交织着一种潜在心理:行为必须能够吸引大众的关注,有时是吸引大众媒体的关注。 一百多年前的自由主义宪法起草者也认识到,自由地提供表达机会是社会稳定的捷径。这种认识,我们也可以从明示“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表达或言论自由之法律”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找到。 言论自由一词,不仅在美国人的法律或思想中,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直是富有魅力的用语。然而今天,如此富有魅力的文句,与其说是现实,不过是理想而已,是浪漫的神话。 过去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假定,只要保障表达和言论的自由,意见与思想的公开市场便会形成,意见和思想将在此自由流通。他们除了自由放任的言论政策之外,还采取进化论的立场。即在公开的思想流通市场上,各种思想之间展开斗争,最终只有适者生存。因此在这种斗争过程中,最应警戒的威胁性存在便是国家权力或政府。人们一直强调国家权力或政府对言论的自由放任式不干涉主义或不介入主义,而将国家权力实施的公共审查视为罪恶。 然而到了今天,考虑到集中并垄断于少数人之手的庞大言论媒体,不能不重新追问:过去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设想的言论自由,究竟是指广播电台、报社所有者的自由,还是指读者、观众的自由?同样,就思想的公开市场这一概念而言,也不能不追问:现实中接近思想流通市场究竟是否可能? 这样的反问,最终可归结为言论自由的享有主体究竟是谁的问题。在今天这样的工业化大众社会中,大部分思想通过报纸、广播、电视这类大众媒体传递。不经由大众媒体,替代支配性思想的思想或反思想几乎没有流通的可能。 因此,如果说过去政府的公共审查被视为损害思想自由流通,那么到了现代,就不得不警戒言论媒体或言论所有者实施的私人审查。当报纸所有权寡头垄断化、报纸数量不断减少时,一些乐观论者也曾期待广播、电视等电波媒体能弥补这一缺陷。有时也把期待寄托在电波媒体与印刷媒体之间的竞争上。 然而只要大众媒体被少数人掌控、享有垄断地位,少数群体的见解得以表达的可能性就极为稀薄,反而可能被排除、疏离于思想的公开市场之外。因此,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条款,有必要从更积极的层面,即享有言论自由的主体是公众这一层面加以重新解释。言论自由规定不应停留在排除国家权力干涉、保护大众媒体所有者财产权的消极层面,而应修正为排除大众媒体的私人审查、将言论自由的权利归还为公众权利的积极法解释。 然而不可否认,作为思想自由流通前提、旨在保障公众对大众媒体参与权的法律关注实际上过于薄弱。于此便产生了时代要求:应规定接近权(或曰访问权),作为保障读者、观众参与大众媒体的权利。与政治广告或意见广告同样重要,读者投稿栏可成为公众接近、参与大众言论的领域。读者投稿可成为抵消垄断言论支配性声音、发出替代性声音的有用手段。但读者投稿栏更多反映编辑的趣味,依相当主观的判断取舍,难以视为具有公开性质。任何人都能不受歧视地自由刊载意见广告,并且在报纸或广播中受到攻击的个人或团体获得提出反论的机会时,言论的公共参与的最低要件才得以成立。设定对言论媒体的访问权,其终极目的立足于衡平性原则,即针对多数的绝对强大力量,保护被疏离群体的声音。 当被疏离群体失去表达意见的机会时,意见表达方式将暴力化,无法有助于社会稳定。访问权的确立将起到防止多数暴力的解毒剂作用。 ◇国内译本=考试界刊 摘要:孔镛焙(延世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言论学)
[照片] ◇杰罗姆·A·巴伦(Jerome A Barron) ▲1933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毕业于耶鲁大学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 ▲代表著作:《大众传播法》《为谁的言论自由》(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