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指望政治能带来梦想与希望,只希望不要折腾国民。” 这是就读于巴西名校圣保罗大学的雷纳托·达席尔瓦(23岁)所说的话。 在南美三国采访、询问南美经济为何被逼到悬崖边缘时,话题谈开后,最令当地人激动的事项就是“政治实况”。而即便流露这种情绪,也仅限于忧虑国家前途的知识分子或像雷纳托那样有意识的大学生。 大部分南美人对外国人十分亲切。若因不认路而问路,他们会放下手中的活,口干舌燥般地详细讲解。 但话题一转到政治问题,情形就完全不同。据居住在智利的侨民所说,过去在皮诺切特军政统治下,智利人若非“可信赖的朋友”,便刻意回避谈政治。那么是否应认为,在严酷独裁下养成的习惯,即使在如今走上民主化道路后也不易改变呢。 然而在智利产生的这种想法,在途经阿根廷、巴西等国后,渐渐意识到是源于未能审视更本质的层面。因为在南美,对政治的失望实在太大,轻则成为冷漠的对象,重则成为厌恶的对象。 在巴西,1985年军政之后隔21年,坦克雷多·内维斯当选首位平民总统,却在就任前病逝,由副总统当选人若泽·萨尔内就任总统。而本次采访期间有趣的是,相当多国民至今仍未摆脱内维斯并非病逝而是被杀害的疑虑。撇开真伪不谈,国民为何如此不愿相信政府的正式公布,令人关注。 这一疑问在了解去年10月巴西最大州圣保罗州州长选举的内情后,多少得到了解答。当时选举被压缩为前圣保罗州州长奎尔西亚所支持的州治安局长出身的弗莱乌里与野党马卢皮之间的对决。第一轮投票得票率为马卢皮40%、弗莱乌里28%。决选投票前,大势似乎一度倾向马卢皮。但决选投票结果却是弗莱乌里一方获胜。 弗莱乌里的胜因在于奎尔西亚滥用职权,将巨额州预算非法挪用为竞选资金,并向北部地区市长滥发空头承诺,从而在最后关头得以扭转局势。 在此过程中不可能没有买票行为。据说在巴西,一度盛行过投票前给一只鞋、当选后再给另一只的“更高一层”(?)的惯例。当然当地人指出,这类不正当行为近来正逐渐消失。 经济仍在萧条的泥沼中徘徊,政治水准却摆脱不了过热堕落的选举,国民对政治人物的目光只能是冷嘲的。 尤其令巴西国民在去年年末震惊的,是国会议员们大胆通过了从今年起将议员薪酬上调高达30%的法案。 巴西自去年3月起由科洛尔总统发动为期18个月的存款冻结措施等,正推行抑制通胀的极端处方。因此所有劳动者的工资实际上也几近冻结。在这种局面下,作为国民代表的议员却突袭式地大幅上调薪酬,其冲击可想而知。 这种政治不信任不仅是南美政治呈现如此混乱状况的根本原因,也是经济难免畸形的背景。政府与政治人物不被信任,政府政策自然得不到国民支持而反复失败。 南美政治的混乱在阿根廷的政治变迁史中表现得尤为鲜明。阿根廷在二战之后,如胡安·庇隆总统执政(1945年)→军方政变(1955年)→庇隆再度执政(1973年)→伊莎贝尔·庇隆执政(1974年)→军事政变(1976~1983年)→阿方辛总统执政(1983年)所示,经历了民政与军政反复更替的恶性循环。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民政与军政各自都是趁对方失政所致的政治、社会混乱与经济危机而上台。民政以依庇隆民众人气主义路线而膨胀的工会与一般大众为后援,军政则背靠财阀、官僚及军方集团等,各自推行截然相反的政治路线与经济政策。 由此,政治没有发挥化解阶层间对立与矛盾、将国力集中于经济发展的正功能,只起了消耗国力的反功能。 自1989年梅内姆总统执政以来,阿根廷正形成与以往不同的政治风气。因为庇隆党出身的梅内姆就任后即宣布“我不是庇隆党的总统,而是阿根廷国民的总统”,并自行放弃庇隆主义路线,果断推行改革政策。 就此,驻阿根廷大使李相辰表示:“在东欧民主化与世界经济集团化的征兆之中,南美各国正逐渐觉醒,认为不能再有更多混乱。” 但考虑到去年12月阿根廷发生的军方叛乱(虽已被镇压)以及难以起死回生的经济状况,南美的政治现实仍笼罩在乌云之中。 巴西 安淳权特派员
[照片] ◇阿根廷在战后民政与军政交替的政治恶性循环中,国力大为消耗。(照片为阿根廷总统府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