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劳动运动与劳资关系随着经济的成长与发展水平而相应发展。从这一角度看,1987年、1989年工会组织与劳资纠纷的急剧扩大,可以说是落后劳动运动的恢复过程。 去年,由于企业盈利性恶化导致经济活力下降、政府强硬应对、劳资双方应对能力提高等原因,纠纷件数大幅减少,工资谈判结果也仅约9%(实际涨幅比上年约17%),呈现急剧变化之后的调整期形态。但政府与企业方面为改善经济整体状况恶化、出口放缓、物价上涨等问题,计划强力推进工资抑制。另一方面,工会方面要求不仅补偿高物价导致的生活费剧增部分,还要提高实际生活水平并改善劳动条件。 从劳动运动内部看,劳总标榜体制内的合法斗争,但对政府与雇主方僵硬的应对不满甚高,且因内部凝聚力薄弱,未能充分发挥众多企业别工会与20个产业别工会的全国中心职能。相反,在野劳动势力主要分为以中小企业工会为主的全劳协、大企业工会的连带会议,以及主要以白领工会为中心的行业别协议会三大势力,同样缺乏内部核心。但在春季工资交涉期,它们似在誓言联合斗争、谋求再起。因此,劳、资、政三方主体均在严重不确定性下怀有不安感,这是现实。 现阶段劳资关系的问题在于:政府与雇主对近代劳资关系及劳动运动重要性缺乏正确理解;政府未努力对话与说服,乃至提出工资之外的收入保障方式,而持续采用收入政策式(抑制工资)方法;工会也过度执着于工资上涨。此外,雇主对企业内劳资问题仍持消极姿态一点也应予指出。 在劳动运动与劳资关系发展的同时,让劳资双方都满意并使该关系稳定的道路是什么? 第一,政府应摒弃持续牺牲其影响范围内部分部门、试图抑制工资上涨的权宜性收入政策方式。在劳资自主决定可能导致工资定得过高的条件下,产生收入政策式的思路也在所难免。但今后应公开高工资行业及职种,例如钢铁、电力、金融、通信、制造业大企业、新闻媒体及其他专业职等的年薪水平,在抑制这些已经过高的行业与职种的工资上涨的同时,转而帮助中小承包、协作企业及低薪下级公务员确保工资上涨财源。政府还应持续与劳资当事方对话,引导工会合法活动、避免刺激,在出现违法行为时以司法手段从容应对。 雇主应摆脱部分将劳资关系依赖政府的意识,积极推进经营民主化,与工会哪怕一项一项地构筑协议与合作体制。而且越是在企业状况困难、无法充分给予金钱补偿之时,越应追求以心换心的方向。 工会同样给人处境艰难之感。宏观经济状况内外交困,而成员改善生计及改善劳动环境的要求却很高。但工会既已成长为强大的社会势力,就无法免除共同打破我国经济困难的责任。倒不如更积极地在工资交涉中自制、让步,转而争取其他形式的实际收入保障乃至提高方式的实惠。事实上高工资已使企业盈利性恶化、导致出口放缓,不仅打击经济,还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名义工资即便上涨,实际收入也未提高,甚至相对减少。 在那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国家经济困难时大家都忍耐、让步以克服困难。我们也显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此时,与其只为自身利益而努力,经济各主体更应选择更艰难的道路,在思考国家经济与对方的同时前行。特别希望政府不要只谈劳资关系的不安,而应积极与任何工会进行对话。
1991-01-05 | 서울경제
[韩国经济 课题与选择 国内外学者的新年诊断与处方] >3< 劳资稳定对策 裵茂基<首尔大学教授·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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