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若经阳光褪色便成为历史,若被月光浸染则留作野史。’正如某位小说家的独白,公认的正史的阴影里,无数野史与秘事如线团般交织。或许正史是舞台上的表演,而野史是幕后的导演。再过几年便将迎来解放50年。资本主义韩国经济史也已积累了半个世纪的厚度。在解放与分断、战争与革命、政变与频繁政局动荡相连的激流历史中,我们的经济究竟走过怎样的道路、如何碰撞、如何生存至今?在此过程中,劳动者与农民、企业与企业家、经济官僚与经济学家们又在思考什么、苦恼什么、如何行动?本系列正是为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重新收集散失的资料与正在消逝的记忆,将其投影于历史之中,从而以新的眼光审视现代韩国经济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一个小小尝试。因此,本系列将着重重新发掘那些如踏脚石般被跳过的我国经济重大政策、事件与现象的背景与面貌,细密地重新编织我国现代经济史的经线与纬线。正如为了重新接续中断的矿脉,必须刨开围绕矿脉的无数岩石与土堆。 解放以后韩国经济的时代性格,与其说以经济的质与量的变化来划分,不如说是以执政者的面孔清晰地划出界线。 韩国经济正是如此表现出政治依附性,乃至权力依附性的特征。 “政治上的天才,经济上的白痴”——这是针对首任总统李承晚的评语。 或许李承晚起初连经济这一概念本身都没有。对于具有家长式权威主义的他而言,经济是商贩之事,心中只有“贫穷是美德”这样朴素的观念。 不,更确切地说,他也许把经济等同于财物,而财物只是按政治需要分配的对象。 他没有作为经济基础的货币概念。 例如执政初期,某次亲信进言‘钱太多导致物价上涨’,他便命令警察‘把所有造钱的机器都封起来’,这一轶事直截了当地显示了他的经济观。 从45年到53年间,首尔市内批发物价竟上涨了508倍,这一事实也可以说是李政权之下我国经济的例证。 解放以后李承晚时代的我国经济,对内可大别为“归属财产”,对外则为“援助”,韩国资本主义正是靠这两者具备了幼儿期的物质基础。 而且,正如曾一度为端正民族正气而气势凌人的反民特委最终虚无地收场所显示的那样,在清算殖民残余缺位的基础上进行的“援助”与“归属财产”处理,必然产生了日据时期既得阶层与新生权力层之间的勾结与紧密结合。 韩国经济根深蒂固的痼疾——政经勾结的芽,正是从此时萌发。 特别是觊觎归属财产、以建国资金为名的钱袋子频繁出入美军政厅与梨花庄(当时李承晚居所),甚至京桥庄(当时金九居所)。 其结果是,日据之下以民族被侵夺与牺牲换来留下的归属财产,即所谓敌产这一耻辱的遗产,大部分归于日据时期的既得阶层,而这些人又在新生韩国再次登场为新的资本家。 大多以30%现金支付、15年分期偿还条件出售的敌产,如前所述,在八年间批发物价上涨508倍的超级恶性通胀状况下,几乎等于白拿。 把本就产业贫瘠的国土进一步化为焦土的6·25。 6·25之后,我国经济唯一赖以生存的乳汁是美国的援助物资,在炮弹洗礼之上倾泻而下的援助物资的地毯式轰炸,在这片土地上催生出所谓“三白景气”的援助特需。 那就是制糖、制粉、纺织产业。 点燃这三白产业之火的是美国剩余农产品援助PL480。 以PL480为水源的水库旁搭上关系、参与三白产业的企业们,真正享受着“像糖一样甜、像面粉一样柔软、像棉花一样温暖的畅快盛宴”,并由此扎下财阀之根。 这场畅快盛宴的主角,正是三星(李秉喆)、三护(郑载护)、乐喜(具仁会)、大韩(薛卿东)、开丰(李庭林·会林)、东洋(李相球)、金星(双龙的金成坤)等。 自由党经济可以说就以归属财产出售、援助和“三白产业”告终。 “解决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民生之苦……”61年5月16日凌晨,在黎明未至时发动的5·16与朴正熙,在这片土地的经济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足迹。 在“增产·出口·建设”的口号下,经济第一主义成为一切价值观的中心,目标至上主义蔚然成风。 作为军事文化象征的汇报制度登上了经济第一线,接连不断的五年经济计划开发年代由此开始。 朴正熙与他之前出身贵族的执政者们,李承晚、尹潽善、张勉等出身不同。 正如曾近距离观察他的人士所言‘他懂得贫穷、憎恶贫穷,似乎怀有对贫穷的复仇心’,为克服贫穷,他相信所谓“开发独裁”的效用。 他像当时风行的埃及纳赛尔、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一样以政变掌权,并拥有“独裁的哲学”。 那正是经济。他相信鞭子需要配上胡萝卜。 他像他喜爱的槻木(榉树)一样坚强而坚韧。 ‘榉树从根上就坚强,就算死了也不容易腐烂……’正如他某次对一位经济官僚留下的话,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坚韧的遗产,这是明确的。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 共和党执政初期,因货币改革失败、歉收等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其转折契机是韩日协定(65年)与派兵越南(66年)。 对日请求权资金与越南特需点燃了开发驱动之火,此前培养起来的经济技术官僚也加入其中,韩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5·16之后被指为不正当积财者的李秉喆等14名代表性企业家,在获得免罪符的同时发挥“食欲”,一同成为现代化的旗手。 60年代我国经济的两大支柱是出口与借款。 产业战士、出口战线等军队用语装点了经济的前台,总统每月召开出口扩大会议,自任经济第一线的最高司令官。 此外,借款是筑起财富之城的捷径,也成为维持权力经费的输送管道,权力与企业家之间的紧密结合达到极点。 军事文化的鞭子与借款这一胡萝卜使60年代的开发与出口最大化,50年代的三白产业由此退潮,重化学工业逐步成形。 为60年代收尾的6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5.9%,创下我国经济史上的最高纪录。 70年代的韩国经济,乃至韩国社会,或许可以用贯穿这一时代的三次文化冲击作象征性解读。 那就是70年发表于《思想界》的金芝河的谭诗《五贼》、74年上映并取得空前成功的李长镐导演的《星星的故乡》,以及在70年代进入黄昏期的78年发表的赵世熙的小说《矮子射上去的小球》。 《五贼》辛辣讽刺开发至上主义所生的腐败,为时代敲响警钟;《星星的故乡》控诉物质万能时代精神世界的荒芜;《矮子……》描绘埋没于增长阴影中的被边缘阶层的愤怒与挫折,预示了70年代的终结。 60年代中期以后,在军事文化的土壤上以目标至上主义强力推进的开发经济,确实为我国经济带来了可见的成果。 然而在这疾驰的旋风之中,结构化的向阳面与背阴面的差距扩大,围绕借款的执政势力与经济界的紧密结合固化,初期产业社会的贱民资本主义弊病与60年代的后遗症,在70年代显露并加深。 进入70年,浦铁动工、京釜高速公路通车,华丽的计划经济成果逐渐可见,同时卧牛公寓倒塌、全泰壹自焚事件发生,如此鲜明地展示出光与影的对比,70年代由此启程。 投资退潮、出口放缓、物价飞涨,滞胀的迹象开始出现。 72年的8·3私债冻结措施,是对这一严重经济不安的猛药处方,随后断然实施的十月维新,则是宣告开发独裁正式启程的信号。 此时维持维新政权的唯一手段只有可见的经济发展。 政府向企业递上各种税制·金融特惠与借款这一胡萝卜,企业则必须作为回报创造神话。 以73年浦铁竣工为契机,造船·机械·化学等重化学工业成为我国经济的至上命题,昌原·丽川等地开始兴建大规模工业园区。 此外,继越南特需之后的中东特需带来建设热潮,继大宇之后,栗山·制世等所谓“无畏的孩子们”登场,在英雄缺席的时代造出神话。 77年12月的“出口日”,是60年代以后的出口驱动政策终于攻占100亿美元高地、向天下炫示“开发独裁”效率的一天。 然而,已连紧急措施第9号都已发布的政治·社会状况,正在慢慢显露极限。 79年4月栗山倒闭,或许是展现70年代经济神话一个断面的事件。 70年代是在物量增长的阴影下孕育了阶层间·地区间·城乡间矛盾的年代。 第五共和国与全斗焕。若仅从经济层面评价,那是摆脱执政初期的沉没危机、为我国经济实现顺差时代的黄金期。 然而另一方面,无所不能的铁拳席卷经济界,集中的权力的阴影下,巨大的政经勾结如癌症般蔓延,那也是这样一个时代。 谈到第五共和国经济时不可遗漏的人物是金在益。 12·12的“将星”们在经济上只能是门外汉,而他们的经济策士正是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金在益。 全斗焕沉浸于金在益娴熟而富有逻辑的经济讲授,并如铁索般强力推进讲授内容,从而成就了第五共和国经济。 执政初期某次,全斗焕对军队将领们阐述其经济论:‘我以为只有军人才爱国,没想到经济官僚们也是了不起的爱国者。必须懂经济啊……’此后各家广播的经济教育节目接连不断,甚至预备军·士兵政训教育中经济教育也成为主流。 第五共和国经济是权威主义权力与专业技术官僚、三低繁荣与经济教育共同造就的合作产品。 <特别采访组> ◇李炳淀(政经部记者) ◇李百万(〃) ◇崔南洙(〃) ◇郭永吉(社会部〃) ◇崔元龙(韩国中小企业部〃)
[照片] ◇李承晚时期我国经济的基础以日据时期的归属财产与美国的援助物资为主流,围绕这些,政经勾结的芽由此萌发。 [照片] ◇张勉政权在民主化的漩涡中制定了长期经济开发计划,却还未及动工便因5·16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照片] ◇使4·19革命以未完告终的朴正熙政权,在任18年间为这片土地开启了开发年代,使经济现代化之花绽放,但也留下了鲜明的增长之光与影。 [照片] ◇第五共和国执政初期一度面临沉没危机的我国经济,在全斗焕政权的鞭子、经济技术官僚的加入与三低繁荣之下开启了顺差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