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过劳死”近来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因为日本的上班族因工作过度,突然因脑、心脏疾病倒下的情况不断出现。 日本一家生命保险公司去年10月实施的调查显示,连续工作15年以上的人中,10人有7人正饱受过劳带来的疲劳困扰,其中4人有过劳死的可能性,这一结果令日本社会震惊。 日本劳动者的总劳动时间每年超过2000小时,比其他发达国家多出200至500小时。尽管每周五天工作制在扩大、法定劳动时间有所缩短,但平日工作的劳动强度反而提高,加上景气繁荣,加班仍未减少,甚至被外国指责为不公正竞争行为。日本政府也高喊建设与经济大国相称的富足生活大国,力促企业缩短劳动时间,但收效不佳。 ‘公司要求加班虽然辛苦,但还是得做。要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取胜,回到劳动者手中的份额不也才会更大吗。’在广岛的马自达汽车总部见到的森野工会副委员长(45岁),说话像经营方的高管一样。他强调:‘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劳资之间不间断的对话和对对方的信任。’ 靠这些“忠诚的”劳动者的努力,日本经济在战败后仅40余年就成为超级经济大国,进入成熟阶段后产业依然不失活力,到去年年底已连续49个月处于扩张局面,并正准备新的飞跃。 说日本是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已不是新话题。1985年美国沦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净债权国;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也超过了美国。 日本1989年度的GNP为406万亿日元(约3万亿美元),次于美国约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但在经济活力方面日本占据明显优势,而且普遍预测GNP规模也将在本世纪内实现反超。 席卷世界市场的不只是日本的汽车、电子产品等商品。日本1989年的海外直接投资为441.3亿美元,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东京金融市场与伦敦、纽约市场一起左右着世界的资金流向。 仅用劳动者的努力与牺牲来解释日本经济的这种成功是不充分的。因为不能不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经营者层旺盛的企业意志和率先垂范,以及制定并推动经济政策的政府官员的领导力。 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经济协力部次长永松惠一(47岁)表示:‘对公司忠诚、为在所负责领域成为达人而竭尽全力的劳动者,高喊“日本第一”、以旺盛的技术开发觊觎世界第一的企业,以及以身为日本最高精英的自豪感支撑并引领他们的政府官员,三者相互协作,带来了经济上的成功。’ 以高度整合的组织力为背景,日本经济在战败后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实现了年均约8%的实际经济增长,令世界惊叹。 第一次石油冲击后,当世界经济陷入严重滞胀危机时,普遍预测在低油价之上一路顺航的日本经济奇迹已告终结,但结果恰恰相反。 历经两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通过向节能型的产业结构调整,被锻造成“抗北风的经济”;1985年广场协议带来的日元升值萧条,也通过转向以内需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而顺利克服,并持续稳定增长。 当然,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并非白白得来。60年代曾因缔结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而政治不稳定,工会的极限斗争也一度扩散。但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来袭时,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共同的“危机意识”使其得以克服。 驻东京、大阪的商社人员一致指出,日本国民的秩序意识、责任感、匠人意识、劳资合作姿态等,社会整体的稳定似乎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 不过也有部分声音批评日本像机器一样严丝合缝运转的组织社会,并对财富向企业集中表示不满。 因此,企业为应对环境变化、发挥个人创造性,正谋求组织改编和公司气氛的转变,日本政府各部门每年都高喊“为了更富足的生活”的口号,并倡导“日本的国际化”。 尽管如此,以日本为中心的集体意识在对外问题上却丝毫没有崩解的迹象。旅日的池明观女子大学教授指出:‘日本为自身取得了很多成就,却仍不知道该为邻邦做什么。’他由此点出日本作为“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局限。【张麟泳记者】
[照片] ◇日本克服了50年代后期的劳资纠纷、60年代初的学生示威等社会混乱局面,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照片为当年被激进学生纵火烧毁、20余年后才复原的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张麟泳特派员身后可见入口处仍保留着被烧过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