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2-29 | 禹源河

物资短缺是自由的代价…排队买生活必需品成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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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代没有自由,但能买到的商品很多。如今自由多了,想买却没有商品。说到底,改革(佩列斯特罗伊卡)只是把狗的项圈稍稍放长了一点,同时给了饥饿和自由,别无其他。’ 在莫斯科市当出租车司机的尼古拉·希罗科夫(38岁)如此以狗和项圈作比。 正如他的比喻,苏联人正经历严重的物资短缺,这是事实。在莫斯科和列宁格拉德市内,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随身携带购物袋。因为不知道何时才会有机会在国营商店买到东西,须为此做好准备。而且即便买到东西也不提供包装,所以需要购物袋。 国营商店散布在市内各处,出货的日子也不固定。因此苏联人两人同行时,一旦看到商店前排起长队,一人便迅速跑到队尾站好,另一人则到队首打听在卖什么东西。如果是值得买的东西,两人就一起排队,等上30分钟甚至1小时把东西买走;如果判断不需要,就把排队的人叫出来一起离开。 因此,“苏联经济被称为排队经济”。 尤其今年冬天,连苏联人的主食土豆、肉、黄油都出现了极度短缺。伏特加也很稀缺,不是一级餐厅的话,只卖等级低于伏特加的白兰地。 苏联人是世界上最爱吸烟的民族之一,但如今买烟难如摘天上的星星。外国香烟中,味道浓烈的万宝路最受欢迎。 在莫斯科市内,只要一包万宝路就能乘出租车去任何地方。因为按计价器计费,横穿莫斯科市最多也不到10卢布,而一包万宝路在黑市上卖25卢布。考虑到地铁、电车和公交车票价为5戈比(1卢布为100戈比),这个价格相对昂贵,但对外国人而言极为便宜。只要晃一晃一包万宝路,本已要开过去的出租车也会急停后倒车载客,这就是莫斯科的风俗图景。 物资短缺的极端例子是被反复重复使用多次的一次性注射器。 莫斯科大学韩国语系四年级学生安德列(21岁)说:‘去年夏天莫斯科流行白喉,出现了数十名死者,但没有人去打预防针。理由是“比起艾滋病,白喉还算好些”。’ 部分苏联人把这种物资短缺现象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改革政策决定赋予市场机能来决定商品价格,占主导的分析认为,正因如此,一部分个人及团体预期价格上涨而囤积居奇,导致短缺加剧。在自由市场“里诺克”上销售的商品,事实上也是通过黑市交易流出,经非正规流通渠道以政府公示价格的2至10倍出售。 苏联舆论中常常提到黑手党问题,也有主张认为黑手党是囤积居奇的主犯。 有推测称,苏联黑手党组织的上层由党的高层干部构成。由于长期的物资短缺,市民生活困窘,但选择的空间也相应扩大。改革给国民带来了择业自由和“合作社”。合作社是个人创办的协同组合形态,是一种私营企业。此外,无论是企业人士还是个人,若有剩余物品或想筹钱,都可以拿到里诺克去卖。因此,若能善用这些制度和机会,就能赚大钱。 大多数苏联人至今还未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但精明的苏联人自1987年允许合作社以来,正赚取大量金钱。 市民生活中自由空间的扩大,在莫斯科、列宁格拉德等大城市随处可见的私家车营运盛行一事上表现得尤为鲜明。 曾有一时,没有职业的人会被逐出城市,而如今以非法私家车营运获取高收入的人很多。 在火车站、机场或路上用英语向外国人搭话接近的司机,几乎全是私家车营运司机。他们向不熟悉苏联实情的外国人收取近10至20倍的高价。 批评的自由也大为扩展。在电视直播的人民代表大会会场上,代表们毫不犹豫地对戈尔巴乔夫发表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言论。改革之后创刊了30多家日报。其中《共青团真理报》以高强度批评政府、带煽动倾向的报道,发行量急剧增加。 支持俄罗斯共和国叶利钦的报纸最近也已创刊。文化上选择的空间也扩大了。青少年中摇滚乐大为流行。韩裔顶级歌手维克多·崔在苏联全境风靡一时,今年8月因交通事故去世后,据说有5至6名青少年因悲观而自杀。 能同时看到批评自由与物资短缺的地方,是距克里姆林宫仅300米、俄罗斯饭店对面的板棚村。 这里有来自苏联各地的难民,把自己的要求写在纸上或木板上举着站立,吸引路人目光。既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受害居民要求赔偿,也有人提出“我没有房子,请给我房子”的要求。这些衣衫破旧的人干脆搭起板房长期驻留,国家体面似乎全无,而警察也装作没看见。 对记者就此现象的提问,这里的警察只是说‘这就是民主主义’,然后笑了笑。

[照片]◇苏联人在改革的结果下享受着相当程度的自由,但也付出了“匮乏”的代价。(照片为站在莫斯科红场的禹源河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