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会谈的核心性成果及其影响,在于韩半岛开始出现“两个韩国”。也就是说,北韩的基本逻辑——把南韩纳入“全朝鲜共产化”这一北韩框架之内的“一个朝鲜”政策——瓦解了。韩半岛问题最大的难关正是源于“一个朝鲜”政策。因为北韩的立场就是以“一个朝鲜”政策拒绝南北韩之间的民族对话。而从根本上支撑这一点的是苏联,因此苏联由“一个朝鲜”政策转向“两个朝鲜”政策,不仅冲击韩半岛的国际地位,也会对南北韩关系造成深刻冲击。实际上,如果说缓和韩半岛紧张局势的最快捷途径是民族间的对话,那么除南北韩之间的“和平共存”之外别无他路。 此次“莫斯科宣言”第三项所达成的“不承认以政治协议以外的方法解决纷争”这一条款,正是对此的规定。这等于为韩半岛和平共存之路又铺下一块基石。在韩战中曾推动北韩“全朝鲜共产化”这一“一个朝鲜”的苏联,如今转向了“两个朝鲜”政策。因此,苏联从“一个朝鲜”转向“两个朝鲜”,将决定性地影响北韩45年来一贯的政治路线。因为金日成权力的逻辑,即在对内政治中说服北韩居民的逻辑,正是必须“解放”“南朝鲜”的逻辑。如今已进入必须对此加以“修正”的阶段。“一个朝鲜”政策的修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北韩对内统治逻辑的“修正”。源于“两个朝鲜”的“和平共存”这一政治原理,使韩苏首脑会谈成为迫使北韩修正其权力逻辑的会谈。苏联与北韩之间的同盟实质上已经瓦解。 然而,我国国民从韩战的苦难与克服,以及成为今日亚洲现代化典范的努力中,从历史里所获得的是:“和平”何其珍贵,“自由”何其宝贵,作为民族生活方式的“市场经济”何其便利。我们是在“冷战”这段历史中学到这些的,并凭此在今天说服了苏联。 事实上,能够克服今日冷战、并以政治解决韩半岛问题的方式成功说服苏联,其基础正是“西方”这一价值与根基。韩国尤其在韩战之后,一直以西欧、美国、日本这一西方政治基础为基石走到今天。在今天与苏联的谈判中,也必须时刻不忘其基点仍是“西方”。 从这一点看,韩苏莫斯科会谈的意义与重要性,最重要的成果可以说是在展望未来与统一的韩半岛问题上,朝着我们民族所期望的方向得到了决定。事实上,如果说1945年“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决定是苏联对韩半岛苏联化与共产化的开端,那么此次莫斯科会谈可以说是打开了韩半岛问题民族化之路的谈判。 但我们在此更应留意的是,“摆脱冷战之路”在政治价值上绝不具有中性含义。正如今日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与西方的胜利所昭示的,我们力量的源泉是西方——这一点在此时应深刻而全新地加以认识。并且此后也应以这一标准来构建韩苏关系。 就此而言,我们应反省的一点,是在经济层面上过度接近苏联这一近乎滑稽的忧虑。这虽源于现政府的稚拙,但在苏联参加奥运会这一强迫观念下草率承诺经济合作,是外交上的失误。今天数十亿美元的对苏经济合作,以我们的处境和经济实力来说,确实无法让国民信服,也不能否认这是超出我国经济水平的夸张政策。这是“好的北方政策”配上“拙劣政策”的结果。事实上从经济上看,苏联如同无底之瓮。 在世界经济结构急速变化的框架中,我认为如今正是我国经济应更深入审视其力量源泉“西方”而非“东方”之变化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韩苏外交应反省的,是对现政府在外交上是否已失去“均衡”的忧虑。韩苏外交既不应夸大也不应轻视。因为一旦在韩苏外交中失去均衡,我们就有可能丧失巨大的经济地位。考虑到我国经济今后也只能依赖世界经济这一面,我国经济已在逐渐失去均衡。这是国民经济层面的问题。不应为了安抚这些对内问题而夸大韩苏外交。更何况如今与苏联谈判,即“莫斯科会谈”之后的问题,是北韩这一问题从此进入我们的责任范围。固然有国际责任,但莫斯科会谈之后重要的是,我们究竟应如何处理北韩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北方政策责任正在逼近。北方政策的最终目标与目的是“北韩”。因为我们北方政策的目标不是打倒北韩,而是使北韩的政治“变化”。也就是说,北韩的“政治变动”才是北方政策的终极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莫斯科会谈之后,政府应尽快在“安全保障”这一外交以及对内政治、经济各方面找回政策上的国家性“均衡”。
1990-12-18 | 李基鐸
[周二论坛] 李基铎<延世大教授·政治学> 莫斯科首脑会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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