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批判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必须考察其突出的正统派学说。所谓正统派学说,指的是在充分理解支配性生产关系本质的基础上解释一部艺术作品的质量与真实性的观点。即认为艺术作品以相当细致的方式表现各个社会阶级的利害关系与世界观。 但我的看法是,艺术所具有的政治潜能必须从艺术自身、即其“审美形式”中提取出来。若一部艺术作品通过审美变形表现支配个人命运的不自由以及抗拒这种不自由的力量,并以此穿透被神秘化的社会现实、开启变革的地平线,那么正因如此它便可被称为“革命的”。也就是说,艺术并非因为为工人阶级或“革命”而写才是革命的。艺术与实践的关系是极其间接的、中介性的,即便试图建立直接联系也总归受挫。就此意义而言,可以说波德莱尔与兰波的诗比说教倾向浓厚的布莱希特戏剧更强烈地具有艺术的破除偶像的潜能。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诸多命题(艺术作为上层建筑、艺术的阶级性、审美与政治的统一、没落阶级的颓废艺术与上升阶级的进步艺术之对比、对现实主义的“正确性”与优越性的信念)含有物质基础最为重要的规范性概念,但同时又贬低了非物质层面,尤其是个人的意识与潜意识及其政治功能。史的唯物论未能正确说明这种主观性的作用。即便在资产阶级社会,对内在真理与权利的主张也并非纯粹代表“资产阶级的”价值。唯有肯定内在主观性,个人才能从交换关系与交换价值的网络中脱身,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而进入另一种存在的维度。在如今这样的全体主义社会中,主观性对于对抗侵略性、剥削性社会化的反对力量具有政治价值。也就是说,这种“主观性”是客观成立的,而以此为基础的艺术所具有的激进特征,应在既维持、现存其诞生所依托的思维世界与行动世界、同时又从该世界中解放自身的层面上加以理解。 当然,艺术中除这种抵抗性格外,还并存着与既存现实和解的强烈肯定性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源于艺术的净化性格,另一方面源于艺术的爱欲性格。前者基于审美形式的力量,这种形式消解命运之力的神秘性,向处于束缚状态的个人提示虽微小却真实的自由、愿望达成感与希望,起到使与现实的和解成为可能的作用。后者则是在对抗本能压抑与社会压抑的斗争中,艺术依托强烈肯定生之本能的爱欲而成立,而这要求艺术服从于既定现实的法则。 然而艺术虽处于这种法则之下,却又时常违背这种法则。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美学未能获得细致把握这种两面性的线索。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任何赋予艺术审美形式的尝试相对立,又保有其自身的理论形式,而它所提出的“社会总体性的表现”这一艺术概念,无法提示发现艺术与感受性之间中介的通路。最终,屈服于自身所分析对象的物神化性格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未能注意到若不先行改革本能结构、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质变也不可能这一事实,从而长期以来过于忽视了艺术可能具有的激进政治潜能。 艺术与根本改革性实践之间的相似性,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二者同样从社会关系的现实出发,同时又在心中描绘一个将个人从这种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世界。如此描绘的形象,在变革性实践中作为永恒的未来图景出现。无论新社会最民主的制度如何,也无法消解个别者与普遍者、人与自然、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一切冲突,不断斗争之存在这一事实可在此脉络中得到理解。艺术正是以提示乌托邦式理想的方式参与这种斗争。立足于社会现实、同时又通过形成克服这种现实的自身维度即自律性来实现变革的艺术,开启了不再从属于既存现实原则的维度。而这同时也与一切物化使人忘却过去相反,恢复了对过去的记忆。伟大艺术所表现的乌托邦,并非对现实的单纯否定,而是超越它的新面貌。 ◇国内译本=青荷出版 摘要:李英旭(中央大讲师:美学)
[照片]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年,生于德国柏林 ▲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 ▲代表著作:《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理性与革命》《审美之维》(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