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按照当时对诺贝尔奖之国瑞典颇有好感的K长官的指示,我曾为研究瑞典的科学技术政策在当地停留约两个月。当时我获得了了解和观察瑞典科学技术的良好机会,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瑞典500家代表性企业最高经营者的社会背景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企业的社长中,超过80%即400余人出身理工科。 在我国,如果以500家代表性企业为对象对社长级人物做背景调查,大部分会是经济、商科出身,理工科出身恐怕远不足三分之一。的确,近来理工科出身者在产业界的地位明显提高。仅在80年代初,企业附属研究所所长的职位大多只是部长级或理事级。但近来情况是,企业附属研究所已从当时的100余家骤增至950家,而且所长职位大多已达常务、专务或副社长级。过去十年间技术人员的地位整体上如此提升是毫无疑问的,但对照瑞典或其他先进国家的情况,仍不能不说远远不足。 但这绝不意味着最高经营者的条件必须是理工科出身。我想强调的是,至少作为最高经营者,应当具备对现代尖端技术动向及由此带来的急剧变化的洞察力与远见,能够妥善应对或敏捷捕捉机会的素质与能力。不久前《财富》杂志的调查显示,1965年位居前50位的企业中,20年后的1985年仍留在前50位的有27家,而从排行榜上跌落的多达23家。分析认为,原因在于对技术变化的适应与应对能力决定了排名的保持或跌落。也就是说,跌出排名的企业被判定为忽视了对该时期(1965~1985年)迅速发展的微电子技术的理解、适应与应对。这种现象今后恐将进一步加剧。 以往的企业经营以现金流(Cash Flow)为中心的财务管理体系为主轴。但今后以技术信息流(Intelligence Flow)为中心的技术战略体系将不得不成为经营的核心。因此,今后对最高经营者的要求是,在未来科学技术的复杂变化中抓住对本企业最为有利的“技术主干”,并以此为中心投入人力、物资与资金;投入产出式的生产性与效率当然重要,但更应重视创造出他人无法做到的事物的创造性与高度的战略性。
1990-11-27 | 崔永煥
[圆桌]最高经营者的条件 崔永焕(科学技术处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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