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日报社表示,为查明其姊妹报首尔经济新闻于80年被强制停刊一事的疑点、争取损害赔偿,并为言论正史留下正确记录,不得不采取自力救济。 首尔经济新闻于80年11月12日在非常军事戒严之下被强制停刊,同月25日以第6390号为最后一期关门,至今已过十年。这一经过的大略,在八年多之后的88年国会言论听证会上曾被揭示,同年8月1日首尔经济新闻复刊,证明了当年做法的不当。然而,这一暴行的真相与责任归属至今仍未充分查清,由此造成的损害也未获得实质性的恢复原状。韩国日报社一直等待国家或政府自身就此作出纠正措施,但在毫无令人信服的举措的情况下,现行法律下我们可以采取的自力救济时效(10年)届满之日已近在眼前。至此,韩国日报社不能让这最后期限也徒然过去,不得已选择诉诸国家赔偿申请这一法律手段。 与此同时,我们首先想指出的是,不应重演的错误不能就此被遗忘,不能埋没或流失于逝去的历史之中。那不仅是韩国日报社一家的损害,而是我国言论界整体的损害,是绝不容许再度重演的耻辱历史。 我们曾期待,作为清算第五共和国一环而在88年12月举行的言论听证会能使言论机构强行合并停刊的不正不义之实情明明白白地显露,并随之出现纠正这一错误的可见后续措施。然而言论听证会在查明真相上仅仅揭开了冰山一角,明明有受害者、加害者也很清楚,却只见加害方的巧言与诡辩横飞。甚至言论合并停刊的核心人物还作了大意为“为了铲除不良言论与伪言论,此举不可避免”的伪证。政府也一方面承认言论合并停刊的错误,一方面对清算这一“恶的遗产”的积极措施置之不理。 言论听证会结束后,我们曾耐心等待。我们相信,若言论合并停刊是错误的,至少应有起码的纠正措施,也应有不再重演过去不幸的承诺。听证会结束两年多后的今天,80年的言论合并停刊正在成为“被遗忘的事件”。当错误的过去无法凭社会正义得到纠正时,最后可以指望的便是当事人的自救努力。因为我们相信必须重新审视这段耻辱的历史,以免重蹈同样的愚行,所以我们感到一种必须借此机会把言论合并停刊问题彻底理清的历史使命感。 进入第六共和国后所给予的报社设立的形式自由,以及重新允许民营广播这一广播结构根本改编动向等,足以激励我们的这种使命感。只有对80年言论合并停刊作出明确的纠正措施,我们才能更冷静地思考今天所面临的报社林立等纷乱的言论状况。 我们首先要以客观事实与合理论据指出首尔经济新闻被强制停刊的不当性。 考虑到言论企业天生具有的公益性,以及作为高度智力产业的言论所具有的固有属性属于无形财产,物质赔偿或许只具象征意义。但言论企业同样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经营的私营企业之一,因此我们认为恢复原状应包含物质补偿。 80年当时的首尔经济新闻是国内综合性经济报的开创者,自60年8月创刊以来一直是自他公认的经济报最高峰,是独一无二的经济正论报。首尔经济新闻是与开始展翅高速成长的韩国经济的开发及成长过程同步的权威报纸,经济报市场占有率超过50%。作为当时已逾20年的经济报,其历史比其他经济报长4至13年,在编辑阵容的人员构成、读者水准及发行量以及经营状况上,都无人能及。首尔经济新闻对经济政策制定者及经济□□□□□□□□发挥着教科书式的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这样一份报纸为何必须在一夜之间消失,我们至今无法接受。而且,首尔经济新闻的强制停刊不同于获得形式上补偿或被其他媒体吸收合并的80年言论合并停刊的一般类型,而是在毫无善后与补偿对策的情况下被自行消灭的唯一案例。 因强压而消亡,韩国日报社不得不在不考虑人力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包括首尔经济新闻所属记者61名在内的约300名员工,并承受以当时货币价值计每年高达20亿韩元的经营□□□□□□□□。 首尔经济新闻即便不计报头、人力与组织等无形部分,其资产价值按当时市价也被评估为250亿韩元以上。80年强制停刊前不久,国内某知名企业家曾提出以现金100亿韩元并附加旗下短期金融公司为条件接手该报的营业权,这一事实在经济界广为人知,在国会言论听证会上也曾被揭示。 此外,当时社势(营业规模、净利、影响力等)与发行量仅为首尔经济新闻四分之一左右、且难免赤字经营的某经济报的情况,也将成为重要的客观评价资料。还不得不附带提及,言论合并停刊的结果是寡占经济报市场的两家经济报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取得了十多倍的惊人业绩。 首尔经济新闻被强制停刊给韩国日报社造成的损害实在巨大。韩国日报社在80年当时的营业经营规模为全国言论企业之最,却因首尔经济新闻被强制停刊而不仅在经营上受损,还承受了心理上的萎缩。以最高权威自豪的姊妹报一夜之间被迫关门的惨痛现实,给两千余名韩国日报员工带来的冲击,与第五共和国的言论管制交织在一起,致命地阻挠了韩国日报社的发展与成长。 在此,我们尽管不够充分,仍将首尔经济新闻强制停刊所致损害折算为金额,说明赔偿申请的依据。除已提及的当时营业权评估250亿韩元之外,因首尔经济新闻消失而使韩国日报社必须承受的经营损失、广告费与报费的未回收部分、强制停刊带来的应急费用、复刊所需资金负担与人力确保费用、复刊后至经营正常化期间的赤字负担等,仅直接损失就达600亿韩元上下。 再加上20年传统的经济正论报报头所具有的巨大无形价值,以及波及韩国日报社整体的萎缩感与士气受挫、放弃熟练的最优秀人才所致损失、首尔经济新闻自身广告与发行组织的崩溃等,虽无法折算为金额,但几乎与直接损失相当。据我们计算,将这一切相加,强制停刊造成的损害足以超过1000亿韩元。 但我们认为自力救济的首要目标在于纠正错误的过去与□□□□□□□□,故将相当于物质损失十分之一的100亿韩元定为象征性的赔偿申请额。 我们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首尔经济新闻为何会遭遇这样的悲剧。 首先,众所周知,当时言论合并停刊的最大目的在于让缺乏正统性的势力篡夺权力。首尔经济新闻作为经济正论报,对经济不正之风与政经勾结发出了最有深度的正直之声;不仅如此,母企业韩国日报社立足于“春秋笔法的精神、正正堂堂的报道、不偏不党的姿态”这一社训,在激荡的乱世中力图走言论正道,这一点无疑是当时新军部及其周边势力的眼中之刺。首尔经济新闻的强制停刊,正是对韩国日报社整体压迫的一环。 我们进一步清楚地知道,当中还加入了部分人的利己主义——他们趁所谓革命性局势的激荡时期,与掌握物理强制力的新军部勾结以图谋私利。乱世中借势的势力之争巧妙地作用于经济正论报首尔经济新闻的强制停刊,种种情形对我国言论界整体而言,不能不说是不幸而遗憾的事。 如前所述,我们出于要从耻辱的历史中汲取教训、绝不能让可耻先例重演的赤诚,最终选择了诉诸法律之路。通过以国家为当事人的法律程序,使言论合并停刊的真相及其责任归属更加明确地被揭示,这是我们为历史与正义之实现所抱的愿望。 我们挺身自行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连接着这样一种自觉:言论自由而正确的前路,必须由我们自己开拓。无论遭遇何等艰难,都要纠正错误的过去、开辟正确言论的未来——这一重大责任感,我们在韩国日报、首尔经济新闻等韩国日报姊妹报的全体读者与国民面前再次立誓。 1990年11月11日 韩国日报社 首尔经济新闻社 [照片] ◇韩国日报社就80年11月在非常军事戒严下对首尔经济新闻实施的强制停刊措施,为恢复原状于12日对国家提起损害赔偿请求诉讼。(照片为代理律师李世中的代理人、事务长宋弘向首尔地方检察厅提交申请书的情景)【申翔淳记者】
1990-11-13 | 申翔淳
"强制停刊之不当"载入历史记录 我们申请国家赔偿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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