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除首尔以外的全国各地已统一发出以10月末为缴纳期限的综合土地税通知,首尔市为避免全国性的税收抵抗,将缴纳期限推迟一个月,预定发出以11月末为缴纳期限的综合土地税通知书。 关于综合土地税的是非,本栏已有论及,并同时提出过纠正方案(90·10·18)。但鉴于事情的重大性,再次审视其问题与纠正方案:首先,不动产所有权的过度集中和不动产价格的异常暴涨,源于缺乏计划性和不合理的国土开发以及即兴、缺乏专业性的不动产与住宅政策的实施,却企图仅以征税来解决,这是根本性的错误。也就是说,通过对不动产课税来纠正其所有分布或价格的效力极其有限,根本性的纠正只有通过实施“高效、合理的不动产政策”才有可能。尽管如此,政府仍抱着只要对不动产课以重税,不动产所有集中和价格暴涨等所有不动产问题便可解决的错误想法,断然实行了以综合土地税和土地超额利得税为中心的土地税制改革。换言之,综合土地税和土地超额利得税并非是在制定高效、全面的不动产政策的同时,作为该政策一部分、在税收层面发挥作用的政策手段而设立的,而是基于只要对“土地的所有”和“来自土地的收益”严厉课税,人们便都不愿持有土地、从而土地价格也会下跌这一极为简单的独断而制定的。 然而结果完全出乎意料。对不动产所有权课征的追加税负成了不得不使用该不动产的租户的负担,而该租户的负担又转嫁给了相关消费者。 而且仅凭对不动产所有权的重税,所有权集中丝毫未得到纠正;直至今日以过高税率征收的不动产转让所得税,因抑制不动产转让或流通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反而抑制了不动产供给、推高了价格,产生了反效果,这是事实。 2 第二,把税负变动“一次性”“大幅”提高,对以国民信赖为基础的民主政府而言并非可取之举。无论综合土地税的目的与名义如何,对按各自能力过着有计划经济生活的国民造成一时的巨大冲击,必然会引发税收抵抗,动摇政府立足的信赖基础。特别是如本栏多次提及的,以往对财产(不动产)的税率是以当时较低水平的课税时价基准额为前提确定的,因此若要使该课税时价基准额向市价靠近而现实化(提高),就应与税率一起缓慢调整。 第三,本次综合土地税的实施过于仓促,未能妥善进行行政可执行性的适当性审查和事前准备,因错误课征的通知书造成了很大混乱,据报道,因确认错误和处理异议申请,第一线地方行政已处于瘫痪状态。例如,庆北地区截至24日受理的异议申请已达2万3千余件,其中接近40%的8060件为错误课征给已完成权利转移的原土地所有者。特别是每一件错误课税都必须亲自前往该不动产所在的市、郡办理更正,而确认还需纳税人直接前往内务部办理,但去了内务部却根本无人受理。出错之处应当亲切地及时更正。 据报道,对于此种局面,作为税收专业机构的韩国国税厅相关人士作出了“早知道会这样”的冷嘲式反应,但这不是冷嘲,而是明确表明早已可以预见。因为要把分散于并非专门负责税收行政的各地方行政机关(市、郡等)管辖之下的“全国土地按所有者综合课税”,是极为庞大且困难的工作。而且其电算作业、税额分配和通知的费用也极其巨大。不仅存在这种作业上的困难和费用的过度支出,从作为地方税的不动产(土地)税的本质来看,虽可依土地的位置、地区或用途设有差别税率,但按所有者土地价额(课税标准)大小适用累进税率的国家几乎找不到。 如此难以执行、并引发严重税收抵抗的税制却要强行推进,如前所述,其根源在于不动产政策的根本性错误。 应通过填海、围垦、闲置地开发、土地用途变更和放宽各种限制等扩大土地供给、促进土地流通并抑制土地需求,确立立足于供求市场原理的根本性不动产政策,而本身存在本质局限的税收政策的运用只应发挥补充作用。连禁止课外补习也要动用税务调查的那种税收万能式思维方式,应尽快摒弃。
1990-11-07 | 서울경제
[社论] 综合土地税问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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