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1-02 | 서울경제

[社论]急变的形势与政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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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卢泰愚总统上月25日在听取今年经济现状与明年经济运营计划汇报时指出,面对波斯湾局势使内外经济环境急剧变化,我国的应对努力不足,并指示不要因经济政策错失时机而加深经济扭曲。不必多言,总统的这一指摘可谓恰当而迫切。 我们此前已指出,尽管波斯湾局势使国际原油价格暴涨,政府却决定在年底前不将其反映到国内油价上,这一政策是错误的。政策当局似以年底前抑制物价上涨因素为由不反映到国内油价,但这是错误的想法。若年底前压住、明年终究还得上调,那么从一开始就上调以抑制油类消费才是正确的。 当然,把所有价格上涨因素不加过滤地放任不管,也不能算是正确政策。为防止原油价格上涨推高生产成本、使生产活动困难,尽可能抑制生产用油类价格是可取的。但消费用油类应为节约能源而反映油价上涨,生产用油类也终有一日须上调,并努力转向提高整体能源效率的产业结构。 政府政策错失时机的不只是应对波斯湾局势。在应对乌拉圭回合(UR)上也是如此,在韩元升值、市场开放等对外环境以及劳资纠纷等对内环境的应对上同样如此。乌拉圭回合自80年代初就已可预见,若再往前追溯,从70年代的东京回合或60年代的肯尼迪回合起就应准确预测贸易环境变化并加以应对。在农产品开放要求逼到读秒阶段时,才选定并提出所谓的缓冲品目,结果几乎全被拒绝。本应确定今后开放时代的农业政策与农村对策方向,并周密地加以适应。毫无准备地只顾拉锯,被逼入困境后才开放,于是重演了牛肉风波那样的农产品风波。 社会上传闻称,为了保留难以开放的农产品,打算提前开放服务部门、特别是资本市场,这种毫无准备的交易能算正确吗。 2 关于韩元升值已是过去的话题,不再重复,劳资问题同样不再赘言。所有政策错失时机都源于以下两个原因。因此我们希望从根本上消除这种错失时机的原因。 第一,政策当局对环境变化的形势把握迟缓。波斯湾局势之类属突发事件,形势把握几乎不可能。但关于是否会出现第三次石油危机的讨论屡屡被提出,因此动力资源部至少应事先制定原油价格上涨的应对方案。然而却盯着第三次石油危机不会到来的乐观论,未制定应对方案。事实上乐观论既可看作现实观察的结果,也可看作一厢情愿的观测,而政府只是不愿麻烦地选择悲观情景加以准备,而选择了乐观情景。结果既未充分储备原油,也未就适应原油价格上涨的方法作出结论。 第二,一切应对环境变化的方案实施起来都极为艰难,因而必须提前应对,但这方面却疏忽了。在应对乌拉圭回合、韩元升值、劳资问题以及意外的油价上涨时,共同且最迫切需要的是提高生产率。以提高生产率增强对外竞争力,则无论韩元升值还是乌拉圭回合都能适应。而且生产率提高可弥补成本上升,因此也能适应原油价格上涨。 尽管如此,企业却偏重于依靠资本与劳动投入增加的增长,而非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政府也不强调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而把关注点放在总通货抑制上。然而连总通货抑制都未做好,个位数物价受到威胁,因此为刺激生产率提高而把原油价格上涨反映到国内油价上,反倒变得犹豫不决。 为缓解农产品开放之难而提前开放服务业,等于为保护低生产率产业而牺牲高生产率产业。当然高生产率产业开放是理所当然的,但目前其生产率仍低于要求开放的美国,因而会受到打击;而在国内,生产率高的产业受打击的损失更大,因此这不是有益的办法。反而应放弃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低生产率的部分,而保护那些随时间推移能提高生产率、不再受打击的产业。政策错失时机源于未明确确定这样的产业政策方向,因此应先明确确定产业政策的政策方向,再谋求有主见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