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科学是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就我们所知,宗教自遥远的过去起便举足轻重;而科学自16世纪突然显现其重要性以来,逐渐参与塑造了人类当下所拥有的思想与制度。 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长久的斗争。在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中,充当知性标准的是教理。以这一教理为根据展开的斗争,很快便削弱了教会的权威,并因此连教会从教理中推导出的道德律的根据也一并动摇。因此,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世俗统治者,都畏惧由科学的教导所衍生的革命性思想。 今天,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感到,中世纪风格的基督教教理的大部分在当下已无必要,且对实际的宗教生活构成障碍。然而,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一方面源于宗教与科学各自所具观念体系的特异性。 科学抵达自身信念的方式,与中世纪神学抵达其信念的方式显著不同。科学警惕从一般原理出发、以演绎方式推进。相反,科学并不从宏大的假定出发,而是从通过观察或实验发现的个别事实出发。并且,当从这些事实中获得一般规则时,在积极主张这一规则之前,首先将其作为一种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予以接受。如果该假设被判明具有很高的盖然性,它便被称为理论。而这一理论虽可成为更为广泛的一般化的基础,但重要的是,它并非如中世纪神学思考那样自始便被预设的先验原理,而始终是经过实验的最终结论。 相反,宗教教理要求体现永恒且绝对确实的真理,这一点与科学不同。科学始终是暗示性的,并预期现有理论迟早会被修正。科学的方法承认,在逻辑上不可能达到完全而最终的证明。然而,中世纪神学与近代科学的重要差异,源于对权威的态度。对经院哲学家而言,圣经、天主教教义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教导都被预设为毫无疑问的东西。独创性的思考或对事实的探究,也不得逾越这一界线的限度。地球正对面是否有人、木星是否拥有卫星,或物体是否以与其质量成比例的速度下落等问题,都不是由观察,而是要由从亚里士多德或福音书出发的演绎来决定。神学与科学的斗争,实则是权威与观察之间的斗争。 神学与科学之间最初的正式、也是最重要的斗争,是关于我们今天所称太阳系的中心是地球还是太阳的天文学论争。这可概括为哥白尼(Copernicus,1474~1543)的太阳中心说对托勒密(Ptolemy,100~170)地球中心说的挑战。按哥白尼所言,地球并非静止于宇宙中心,而是在作二重运动。即地球每天以其轴为中心自转一次,并每年绕太阳公转一次。基督教界对此的反应极为激烈。路德、加尔文等新教神学家引用圣经中以地球为中心的段落,将天文学提出的新理论定为异端。因为他们相信,地球被从宇宙中心挤出、降格为边缘位置,与我们人类受到造物主特别关注的想法相抵触。伽利略(1564~1642)因支持哥白尼理论而被送交宗教裁判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另一方面,遭遇比这种针对天文学的神学偏见更为激烈反对的,是进化论论争。它在地质学与生物学领域开辟了另一个战场。支持进化论的部分科学家提出了一系列与正统神学六日创世说正面对决的证据。这也使一位大主教依据圣经记载所提出的、宇宙创造发生于公元前4004年的理论陷入严重危机。 以这样的态势,哥白尼之后的四个世纪里,神学与科学之间的意见分歧时常发生,但胜利始终站在科学一边。科学通过医术这类实际问题帮助减轻了痛苦,并因此贡献于人类的幸福。相反,神学则试图助长人类自然的野蛮状态。 然而,如今大部分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斗争已经结束。基督教因这场斗争而变得更好。基督教从野蛮时代继承来的野蛮之物得到了净化,其特有的对Leedan的迫害欲望也几乎被治愈。尽管如此,基督徒仍可保有自身宗教中有价值的伦理教义,即耶稣关于爱邻人的教导,以及每个个体之内都存在某种值得尊重之物的信念。 重要的是意见的自由,以及新真理的发现由自由讨论所促进和助长这一事实。归根结底,人类的幸福因真理而增进,而对新真理的自由同时也包含对谬误的自由。如今,科学家以及尊重科学知识的人们的明确义务,就是拥有抗拒任何形式的新迫害的勇气。 ◇国内译本=电波科学社刊 摘要:金苍浩(韩神大讲师·哲学) [照片]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生于英国 ▲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教授 ▲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代表著作:《逻辑与知识》《什么是哲学》《宗教与科学》(1935)
1990-10-30 | 金蒼浩
[名著十分钟] 伯特兰·罗素《宗教与科学》 权威与探究间的不断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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