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0-18 | 서울경제

[社论] 综合土地税之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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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具体实现土地公有概念的方策之一而制定、自今年起实施的综合土地税首次开出税单后,现实中暴露出的问题及由此给纳税国民带来的冲击显得非同寻常。 由于地区间发展极度不均衡、人口分散政策失败、国土开发缺乏计划性及开发收益分配失当,加之缺少合理的不动产与住宅政策,不动产价格暴涨、不动产投机盛行,为遏制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端(劳动及工资价值相对下降、企业与投资意愿低落、暴富心理与奢侈浪费风气蔓延、制造业空心化与物价上涨等),政府迟迟才强力推进抑制不动产持有的政策,作为其中一环,对土地设立了区别于建筑物、船舶、航空器等的独立财产税——“综合土地税”,实行更为强化的课税。 综合土地税的主要特征是:将此前按各宗土地分别课税,改为把一名纳税人在全国拥有的土地合并计算并按累进税率课税;对闲置土地、非业务用土地、建筑物附属土地中超过一定面积的部分,以及用作奢侈性财产的土地等,适用高得多的税率。综合土地税的目的与名义可以给予肯定评价,但实际上存在以下问题,若不加以纠正或补充,将持续面临困难。 第一,在任何社会,变更已在既有秩序中适应并发挥作用的政策时,都应循序渐进,使各方能顺利适应新政策,特别是在税负变动上不应造成突然冲击。租税抵抗不分朝野,其力量也很大,以国民信赖为基础的民主政府对此尤须格外留意。无论其目的与名义多么令人认同,像此次综合土地税这样一次性使负担额增至2倍乃至5倍以上,不能不说是对租税抵抗及统治原理的迟钝之举。 2 本栏曾多次强调对此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尤其是89年8月11日《财产税课税标准现实化的前提条件》)。即,以往财产税的税率是以当时较低水平的课税时价基准额为前提确定的,因此“财产税课税标准的现实化工作应与财产税率的调整同步进行”。尽管如此,综合土地税的税率仍以以往低水平的不动产基准价额为前提,而首尔市等地方行政机关的课税标准现实化工作又与税率无关地推进,才出现了今天这样的现实困难。实施第一年,首尔市就以水灾为由宣称将综合土地税的纳期推迟1个月,这缺乏说服力,其真正原因被解读为强烈的租税抵抗。 第二,使局面更加棘手的是,综合土地税与所得税不同,是对财产课征的税,因此极有可能转嫁给房客或承租入驻的商户。若综合土地税转嫁给小微使用者,则对大规模不动产持有者重课的靶子将会偏离,如同上次租金风波那样,只会加重小微使用者的负担。进而,不动产租金上涨也会对一般物价上涨产生很大作用。若要像美国或英国那样课征高额财产税,政府必须事先采取强力措施,规定不动产租金年度涨幅不得超过一定比率。 第三,由于闲置地(空闲地)与有建筑物土地在课税上的差距过大,此次以综合土地税与土地超额收益税的实施为契机,全国出现建筑过热现象,人工费与建材价格暴涨,给我国经济和民生带来极为不良的冲击。对此既无事前判断,也无事后对策,只能束手无策地旁观,国民对政府当局的怨恨与不信任已近乎认命。与此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建筑物的空闲地并不一定就是被错误使用的土地。将狭小国土的一部分以空闲地状态保留,以应对急剧变化的未来需求,反而是有效保全国土所必要的。 最后,实施综合土地税的行政成本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全国土地所有者中,在两处以上拥有土地的人比例究竟有多高尚不清楚,但为了对这少数人的土地适用累进税率,却要先将“全体”土地所有者的资料录入电算系统、投入巨额费用,这是否有实益,也应认真核算一次。这或许不仅因行政成本,还叠加了财产税本质上的原因,有些国家按土地的位置、地区或用途设定差别税率,但按土地价额(课税标准)大小适用累进税率的国家几乎找不到。经合组织15个国家中,也只有农业国新西兰在1980年之前对土地税适用过0.2%~0.7%的累进税率(1981年以后适用2%的比例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