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界定中产阶层,存在马克思式理论与韦伯式理论。 马克思式理论主要聚焦于生产关系,韦伯式理论则聚焦于分配过程。但两种理论并非完全区分,因此不必坚持其中某一方必定完全适用于韩国。 阶级是历史的产物。阶级取决于各个社会具体的历史状况,以及个人如何经历和自觉这种状况。 将西方理论原封不动地用于界定东亚的中产阶层存在局限。界定韩国中产阶层特性的因素如下。 首先,韩国在历史上处于优越地位的不是阶级而是国家高于市民。此外,主导韩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是权威主义的国家权力。 在我国,在与强大而权威主义的国家相对抗的冲突中,中产阶层占据了重要位置。 在西方,中产阶层是作为资本家阶级与劳动者阶级斗争的产物出现的。但在韩国,中产阶层是在资本家阶级、劳动者阶级形成之前,也在阶级斗争展开之前,就作为主要阶级登场的。 因此在我国,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那样,认为资本家与劳动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由资本家与劳动者阶级所决定的。 韩国是在资本家阶级、劳动者阶级形成之前作为先头集团登场的中产阶层,发展出了独立的意识形态。 此外,以下几点成为中产阶层成长而劳动者阶级受压抑的原因。 第一是对劳动者的严厉镇压与控制所导致的阶级间势力失衡。第二是市民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并非自主开发形成,而是深受由外国输入的市场经济秩序、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等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 此外,反共、安保等对共产主义的排斥观念促进了中产阶层的保守倾向,带来了抑制劳动者阶级的结果。 从文化与制度脉络来看,韩国也拥有强大的儒家文化传统,因而中产阶层的作用被强调得超过实际。光复后传统的阶层体系断裂,职位流动迅速,这助长了地位上升的欲求,并引发了过度消费倾向。 但中产阶层通过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抵抗、4·19和6·29时期的主导作用,具备了文化、知识与道德上的优越性,主导主流政治舆论等,形成了特殊倾向,一直发挥着对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的监督作用。
1990-10-16 | 具海根
国际学术讨论会 韩国中产层充当市民社会监督者 具海根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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