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证券政策最高负责人多次表示将按原定计划推进资本市场国际化,但仍有许多人似乎无法消除对资本市场开放能否如期进行的疑虑。 这似乎源于对政府政策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以及与1988年发布《资本市场国际化分阶段扩大推进方向》时相比,近来国内经济状况过度萎缩这一事实。实名制的实施被全面搁置,国际收支亦转为逆差,资本市场也未能摆脱长期低迷,凡此种种,没有一项能够满足开放的条件。归根结底,在这种状态下开放资本市场,预计将对整个经济领域造成巨大冲击,失大于得,因此人们判断政府按原定日程推进开放实属勉强。 然而,我们开放资本市场并非仅因外国的开放压力,还因为存在积极的一面:可以通过将开放效应最大化来激活我国经济。如果说1988年发布《资本市场国际化扩大推进方向》时,我们的基本立场更多是守势的、防御性的,那么在经济条件趋于困难的当下,反而有必要转向能够积极主动地利用资本市场开放的立场。 由于资本市场长期低迷,我国企业在筹资方面遭遇巨大困难,加之承担高额金融费用,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流失。要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必须迅速完成产业结构调整,而为此必须能够大量筹集低成本资金。因此,应将资本市场国际化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加以积极运用,努力提升竞争力。 此外,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政府若以国内经济状况为由轻易改变对外公布的承诺,作为承担国际经济一部分的成员,就会疏于履行被要求的角色,从而可能失去国际信任,这一冷峻现实必须被认识到。 当前需要的,不是坚持因开放资本市场存在诸多问题而不能开放的立场,而是所有利益相关方转变认识,认真权衡开放资本市场的得与失,若得大于失,便积极加以利用。当然,在一切准备完备、备妥各种将成本降至最低的方案之后再开放资本市场,在理论上最为理想,但不可忽视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必然存在对方。 实名制搁置带来的副作用,只要继续坚守外汇实名制,外国人证券交易以实名为原则,并设定外国人可投资的额度加以彻底管理,或许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难以化解。此外,在开放初期阶段若不开放债券市场,热钱的流入流出估计也不会像担忧的那样大。 政策当局应尽早公布更为具体的开放计划,以减少不确定性。因为只有确立明确方向,各方才会据此制定战略。同时,金融产业改编工作也应尽快收尾,在外国投资者和证券公司进入之前,营造出自律与责任相协调、各主体通过竞争原理增强竞争力的环境。 证券公司应克服当前艰难的经营条件,在人才培养和合理投资分析方法的开发上大胆投入;另一方面要摆脱迄今为止的异常营业惯例,以便在国际化之后的竞争中战胜外国证券公司。 具有公共性的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被投资者占据、正常营业受到妨碍,在这种外国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治安缺失状况下,明智的外国投资者绝不会愿意参与我国市场。 面对资本市场国际化,过于放松而应对草率固然是大问题,但也无需因过度感到威胁而畏缩。善加利用资本市场国际化,长期而言把我国首尔的金融市场培育为仅次于东京的亚洲第二大国际金融中心,似乎并非过于遥远的梦想。
1990-10-05 | 崔運烈
[寄稿] 资本自由化与乌拉圭回合谈判 亟需通过金融产业重组提升竞争力 崔运烈(西江大学教授·经营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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