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9-30 | 宋肅瑛

江南阿里郎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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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夫在萨克拉门托带着两个儿子去高级餐厅吃晚饭。大儿子像从前一样精神开朗,可弟弟仁俊却磨磨蹭蹭,举止可疑。金明夫用鹰一般敏锐的五官,努力想从仁俊身上找出点不对劲的地方。然而,虽然能感觉到两兄弟藏着什么,却弄不清究竟是什么。他故意打发小儿子去跑个腿,然后问大儿子仁石。可儿子只说弟弟的学业和私生活都交给自己就好,再不肯多说。他听说韩国对这里的学生吸毒、同性恋之类的事过分担忧,于是隐约往那个方向打探,却始终得不到任何明确的说法。金明夫觉得要是翻一翻他们宿舍的房间,马上就能发现点什么,可那也不容易。孩子们从高中起就来美国念书,意识本身已经大不相同。他要求儿子把学校的成绩证明复印一份给他,因为成绩的好坏应该与私生活有关。 “爸爸,别再干把我们当罪人的这种荒唐事了。我们学习也很好。您担心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当然高中时也抽过一两次大麻,也被同性恋者勾搭过,但现在不干那种蠢事了。再说因为艾滋病,我们跟美国孩子玩得很分开。别担心。” 金明夫握住儿子的手,像是祈愿这话是真的那样抱住他,拍拍他的背。 “哎哟爸爸,背要塌了。疼啊。哈哈哈哈。” 儿子很幸福,父亲则因喜悦而眼含泪水。 “喂,韩语里有‘心如刀割’之类的说法,可现在这种情形,说‘心情太好了’不是更贴切吗。” “No。我不这么想。我相信话只要意思传达到就行了。” 儿子已不再尊重父亲那种权威意识。他的意识已民主化到会把自己的意见坚持到底,从不说“No”的小儿子那温顺形象已被剥去一层,变成了美国式的年轻人。他生平第一次后悔把孩子送到美国。把留美当作官位的时代早已过去,站在因美国生活患上神经症、每次汇学费都要念叨一句担忧的父母立场上看,他甚至怀疑孩子们离开父母去留学究竟有多大意义。对官僚气重、深受资本主义浸染的金律师而言,他只想把孩子们带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