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世界各国的居住状况与政策预计将随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而急剧改变。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共产国家的军备缩减以及欧洲共同体这类区域性联合体的出现,将对国民的要求和政府的应对方案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目前可以看到,庞大的军费(美国:预算的27%,欧洲共同体:10%,苏联:36%)有可能被转用于住宅部门。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住宅的质与量均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 美国的住宅政策侧重于通过住宅金融来解决住宅问题。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后,摒弃社会住宅计划,推行由联邦政府向州政府移交政策权限、促进个人自有住房、放松管制和减轻税制等民营化政策。 此类政策造成低收入层的支付能力缺口,出现无房者增加的现象。 世界各国中住宅问题最为严峻的,正是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不断与贫困抗争,至今仍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受苦。使这些国家住宅问题加剧的,除贫困之外还有人口增长。 这些国家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的增加。 据最新推算,发展中国家若要赶上住宅需求,须每年投入国民生产总值(GNP)的6%,年供应4500万户以上。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庞大的住宅投资,关键在于降低人口增长速度。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为缓解住宅问题而采用的政策手段往往反而使问题恶化。价格管制、最低居住标准的适用、绿化带的设定、居住用途的管制等,反而起到加深住宅问题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问题之外,地价、材料价格等上涨相互叠加,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缺口。这一缺口有可能通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开展城市基础设施扩建的援助项目加以弥补。 此外,90年代若就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偿还重新展开谈判,提升这些国家的潜力,不仅有助于减少贫困,也有助于解决住宅问题。 归根结底,90年代全球民主化与自由化浪潮、贫困的减少,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无房者的增加,将促使住宅政策走向社会福利理念。具体而言,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权限分散、与土地利用、开发、建设相关的法律规定及关于扩大政府住宅投资的法规修订,以及民间部门住宅建设功能的扩大,都将迅速推进。
1990-09-06 | 체스터 랩킨
[东亚住宅机构研讨会] 需转向社会福利层面的投资 切斯特·拉普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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