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尽管经济高速增长、收入水平较高,但由于痼疾般的住房短缺现象和日益恶化的购房能力,住房难问题始终未能缓解。住房难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在于收入与财产分配的扭曲,以及以中产阶层为中心的住房政策。特别是购房能力集中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需求者偏好的中大型住宅建设一直十分活跃。因此,尽管住房部门投资率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购房能力不足的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短缺率却只升不降。 据最近一项研究资料显示,我国全部家庭中有60%无力购买15坪以上的住房。我国的住房金融制度同样对普通百姓置业帮助不大。由于公共住房的贷款比率偏低,若没有全税押金或其他自有资金,置业十分困难。与住房相关的税收,结果上也无助于解决平民住房问题。 转让所得税虽起到了抑制投机的作用,但因宅地供给的冻结效应而加剧住房短缺率,从而可能加速住房价格上涨。取得税、登记税不论房价高低适用同一税率,平民的负担相对更重。这是因为平民的房价相对于其收入而言偏高。公寓销售价格管制、债券投标制、认购存款制等原本用意良好,但很难被认定为平民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自60年代起实施的不良住宅区再开发政策,会减少平民住宅的存量,可能使平民住房难进一步恶化。 一言以蔽之,我国的住房政策是以中产阶层为中心的政策。这是立足于住房循环过程原则的政策。按照住房循环过程,中产家庭购置更贵、更新的住房并搬迁之后,平民阶层才入住其原来的房子。但在收入与财产分配不公的状态下,这样的住房循环过程无法正常运转。 所幸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住房政策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朝着理想方向前进。容积率上调使不足的土地得以高密度利用,多户住宅的推进促成了中小规模住宅的生产。长期租赁住房、员工住房、永久租赁住房的建设,无疑将有助于缓解平民住房难。但最近的联合再开发事业,从政府财政角度看可视为有效率的政策,对于租房居住的平民而言,却可能使居住问题乃至生计手段问题进一步加深。 综上所述,我国的住房难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用立足于住房循环过程、以中产阶层为中心的住房政策来解释。然而以中产阶层为中心的住宅建设,不仅会加剧平民住房难,甚至可能加剧中产阶层的住房难。 我国也应当立足于新的理念和愿景来制定住房政策。
1990-09-06 | 요셉 정
[东亚住宅机构研讨会] 比起中大型 小户型政策更为紧迫 约瑟夫·郑(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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